古語云，樹欲靜而風不止。2019年5月10日，盡管中方磋商團隊帶著滿滿的誠意來到華盛頓，謀求以建設性的態度來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但令人遺憾卻也在情理之中的是，陷入某種極端非理性狀態的美方決策者仍然決定將貿易限制措施升級：根據美方的表述，從5月10日中午12時之后，將已經執行的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20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稅率從10%升級到25%；并明確表示已經啟動對剩下的約3000億美元商品征稅25%的相關程序。同時有未經證實的消息顯示，美方同時對中方表示，希望在20～30天時間內達成協議，亦即要求中方全盤接受美方的要價，謀求以“極限施壓”實現“勝者通吃”，迫使中國在2019年的某個時候與美國簽訂城下之盟。

　　為了闡述觀點和內在邏輯，美方帶著溢于言表的興奮、愉悅和自得，在美國時間2019年5月10日上午4時到5時，連發了八條推文，相關內容簡要敘述如下：

　　其一，美國正在從對中國征收的關稅中“絕對地”受益，“中國正在向美國支付巨額關稅，對美出口的2500億美元商品都要繳付25%的關稅，這些巨額稅款將直接交給美國財政部”。

　　其二，美國已經繼續對中國實施極限施壓，且可能因此獲得1000億美元的稅收收益，這些收益將可能用于幫助美國農民，收購他們原先向中國出口的農產品，然后遵循“糧食換和平”的方案，用于援助那些遭遇貧困和饑餓的國家。

　　其三，有各種辦法幫助美國農民渡過難關，對中國的征稅已經讓美國受益，美國形勢將因此一片大好，而中國的發展速度將因此顯著放慢。

　　認真梳理這些具有社交媒體屬性的言論，并歸納總結之后，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經常自詡精通“交易藝術”的美方決策者，在錯誤認知的引導下，采取了某種看似“極限施壓”，實則屬于“自殘式”博弈的策略，而這最終將可能導致寄托著個人政治前途以及“美國再度偉大”雄心的“政治豪賭”陷入“血本無歸”的窘迫境地。類似這種風格的博弈策略，以及具體案例，在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上，曾經在“古巴導彈危機”這一時段中有過清晰的體現；仔細想來，也真的是讓人感慨造化弄人。

　　為什么說美方這種博弈策略具有“自殘式”的特點呢？最主要的理由，是美方作出判斷時所依據的認知，也就是美國國際關系學者杰維斯所說的“知覺”，是一種扭曲乃至錯誤的知覺。具體來說，其存在的扭曲包括：

　　第一，時空認知扭曲，將21世紀的世界當成了19世紀的地球。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導致美國收益絕對增加、中國收益絕對受損，是將19世紀重商主義的邏輯套用到21世紀。這與現實存在顯著差距。

　　第二，市場規模認知扭曲，將中國市場當成可以隨便被替代的市場。美方非常清楚，在選舉年不能實質性損害共和黨基本票倉，即美國農場主的利益。因此，美方“創新”地認為，可以在2019年復制1950年代艾森豪威爾政府開始實施的所謂“食物換和平”的做法，從對中國征收的關稅中拿出一部分，購買美國農場主原本銷往中國的農產品，并將其提供給世界上遭受貧困和饑荒的國家，實施人道主義援助。根據2017年執行該計劃的美國對外援助署的年度報告，2017年全年“食物換和平”計劃從美國農場主購買的糧食總量是140萬噸；根據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經商處的統計報告，中國2012年從美國進口大豆2597.2萬噸，棉花148.0萬噸；而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中國2017年從美國進口大豆3285.5582萬噸。顯然，這兩個市場規模完全不同；而且，中國從美國購買的農產品，主要用途也不是美方某些人認為的“食用”。

　　第三，經濟規律認知扭曲，無視美國相關機構頻繁發出的警告信號。因為種種復雜的原因，迄今為止，美方代表并未真正尊重美國國內相關機構通過務實研究得出的警告信號。比如世界貿易伙伴公司在2019年2月就發表了題為《關稅對美國經濟和就業機會評估》的研究報告，報告的數據是比較冰冷的：對25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一年將導致美國損失93.4萬個就業崗位，家庭（按照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增加767美元；如果將剩下的約3000億美元對美出口一并征25%的稅，一年將導致美國損失210萬個就業崗位，家庭每年支出增加2000美元；美國進口商和零售商對關稅的消化能力大致在10%左右，10%以上部分的關稅增加額度必然體現在最終消費者的支出環節，不管是個體消費者還是制造業企業。當然，這個壓力有一個傳導過程，根據美國零售業聯盟（NRF）分管供應鏈和消費者政策副主席喬納森·戈德的評估，如果關稅水平持續維持在25%的水平，那么短則數周，長則數月，關稅導致的物價上漲以及由此帶來的壓力和負面影響，就會在美國真實地出現。

　　很顯然，如果不出現巨大的意外，這種扭曲的認知所導致的“自殘式”博弈策略，將嚴重損害美國的中長期利益。但美方仍然采取了這種策略，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認為中國是一個“相對脆弱”的對手，通過充滿“某某氣勢”的叫價方式，可以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壓倒中國，進而迫使中方作出重大讓步。

　　面臨美國的壓力，中國當然不可能是完全無感覺的。中國在正確認識和把握美方要價內生缺陷的同時，需要準確認識和理解中國面臨的真實壓力，避免出現“不戰而降”“驚慌失措”以及“被動等待”等不當應對，以勇敢奪取中美戰略博弈的階段性勝利，這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確立更加準確的認知，是中國的首要任務：

　　第一，中方應該準確區分“低端制造業轉移”和“產業鏈擠出”，避免過高估計美方極限施壓的實際效果。在此輪美方施壓消息傳來之后，部分企業從中國大陸轉移至其他區域的案例，及其被論述成為“產業鏈正在被擠出中國”，引起了一些人的擔心。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中美經貿摩擦之前，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就已經在進行之中。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特殊性，以及對美國的沖擊和挑戰，主要不是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進入全球產業鏈之后，持續不斷地從低端向中高端移動。第三，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比較優勢的分析，不能機械地局限在以工資衡量的人力成本領域，而需要結合相關產業的整體需求，進行綜合的分析和判斷。簡而言之，與其說現在出現的“部分企業外移”是所謂美方貿易戰壓力下的“產業鏈擠出”，不如說是加速進行本就在進行的低端制造業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客觀進程。

　　第二，辯證理解作為理念的“創新”與作為現代生產活動組成諸環節之一的“創新”，避免機械的理解導致陷入“美國僅靠創新就使中國只能陷入戰略被動”的錯誤認知框架。中美在經貿領域的競爭，是一種系統化的綜合性競爭，不是由哪個單一環節的局部特征所決定的。從冷戰結束至今，中美兩國客觀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產業鏈級別的相互嵌套和依存，這是一個客觀發展的進程，是覆蓋創新、制造、產品、市場等諸多環節的完整體系，是主要在市場邏輯驅動下客觀形成的。對市場投資力量來說，美國創新—中國加工制造—全球銷售，是能夠帶來最大回報的一種安排。如果說美國在創新端對中國形成了比較優勢，那么中國在加工制造等環節對美國也形成了比較優勢，這種優勢分布決定了中美兩國合則兩利；如果一定要切斷、要折騰中美這種產業鏈級別的相互嵌套和依存，那注定只會兩傷。執意要用單一環節的比較優勢來論述美方可以全勝，而中方會全輸，既不現實，也不科學。

　　第三，從歷史案例比較中認清中國的國家利益取決于對美方霸凌的堅定回應，放棄“以微小讓步換取轉圜空間”“無條件順應美方要求換取美方認可與歡迎”“被動等待世界局勢發生有利變化”等三種代表性的錯誤認知。中方要實現的是自身的發展，這種發展必然帶來全球范圍利益的重新調整。美方要實現的是對絕對優勢地位的維系，不僅要保持對美有利的分配方式，即美方獲得的收益在絕對數量和增長速度兩個方面都比中國以及任何其他國家要高，同時還要消除對美國霸權地位可能的威脅，不允許其他國家實現在產業鏈上的自主移動。1980年代，美國認為日本對其構成威脅，美方通過強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的方式，達到了消除日本威脅的目的。在此過程中，美國沒有因為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軍事盟友，在意識形態上屬于西方陣營，就對日本手下留情。美國確實反復提及希望中國實現繁榮、開放、穩定，但是這種繁榮是確保美國從中國持續獲利前提下的繁榮，這種開放是確保美國可以從中國獲益更大基礎上的開放，這種穩定是確保美國可以持續穩定獲益且不受威脅和挑戰條件下的穩定。1950年代的危地馬拉、1970年代的智利、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金融風暴前后的東南亞諸國，都曾證明不能或者不愿抵抗美國霸凌的國家可能陷入的窘迫境地：或者成為美方予取予求、依附性的產品基地，或者成為美方非對等的小兄弟，失去實現自身獨立自主發展的空間和可能。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可能采取的回應措施，顯然是非常確定的：

　　第一，堅定而理性地秉持“愿談則談，要打就打”的立場，以堅定的意志和理性的策略，打消美方實現短期戰略賭博突破的企圖。經濟活動有其內生規律，中美經濟關系的發展和演變，不會服從和服務于特定美方決策者的突發奇想。中方應該以對稱策略回應美方令人遺憾且不負責任的升級舉措。只有堅定地打消美方不切實際的幻想，才能讓中美關系進入新的穩定發展的階段。

　　第二，保持戰略定力，在堅定回擊美方霸凌措施的同時，堅持核心利益，堅持對自身發展方向和節奏的主導權和主動權。中美貿易雖然關系重大，但對于今天中國的整體利益而言，也僅是一個局部。中國需要保持自己的節奏和方向，在發展經濟、推進實施科技創新、建設“一帶一路”等方面，繼續堅定地走下去，這是中國國家利益之所在，也是時代和世界賦予中國的歷史使命。

　　第三，保持團結，形成有效合力，維護好金融和經濟發展的信心和穩定局面。美方這次具有“極限施壓”特點的“自殘式”博弈，是一種典型的戰術投機，也是一場戰略豪賭，試圖從精神和意志上壓倒中國，不僅消除其認為的來自中國的戰略威脅，也試圖以“消除美國頭號威脅”的政績，來擺脫各種國內政治漩渦的威脅，并謀求為今后繼續在其位積累籌碼。但如果中方能夠淡定和從容面對壓力，同時給予精準的回應和清晰的信號，一如日前《新聞聯播》那氣勢磅礴的表態，一如日前對美方磋商團隊試探來訪表現淡定，那么美方緣于錯誤認知而盲動進行博弈，必然遭遇“血本無歸”的窘境。

　　當然，如果美方愿意形成正確的認知，以取消加征關稅等方式，積極表現充分的誠意，“血本無歸”的風險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客觀地說，道路的曲折，局勢的復雜，以及最終前途的光明，以各種方式，同時呈現在人們面前。我們應該邁出堅定的步伐，去勇敢地奪取中美戰略博弈的階段性勝利。

　　（作者：沈逸，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