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居民收入連續35年領跑全國各省區

　　浙江農民增收路啟示決勝全面小康

　　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調查數據顯示：2019年浙江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876元，比上年增加2574元，同比名義增長9.4%。1985年以來，浙江農村居民收入已經連續35年領跑全國各省區。

　　民營經濟發達、沿海區位優勢、勤奮苦干……表象背后，浙江農民增收藏著怎樣的密碼？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之年，回望浙江農民增收路，一些路徑有著不一樣的啟示意義。

　　“工業思維”經營三農

　　在湖州市吳興區埭溪鎮，“農民教授”項繼忠給農戶講農業三產融合：湖羊出場價14塊錢一斤，100斤的活羊賣1400元；自己屠宰，一斤湖羊肉25塊錢，能賣1800多元，這是搞“二產”；如果燒好了直接上餐桌，能做36份、賣3000多塊錢，一頭羊賣出了兩頭羊的價錢。

　　項繼忠是湖州咩咩羊牧業有限公司負責人，他有“高級畜牧師”職稱，相當于教授級。2017年以來，浙江省農業農村廳、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聯合推出職稱制度改革，一批具有實踐經驗的農民獲評高級職稱，這些“農民教授”為三農帶來市場化元素。

　　三產融合、技術驅動、品牌意識、規模效應、商業模式，都是典型的工業經營思維，源于貿易與專業分工的增長，源于技術和模式創新的增長，源于規模經濟的增效。這些契合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現代生產模式，切實在浙江農村生根開花。

　　三農專家顧益康認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靠人民、發展成果為人民共享，浙江堅持走“人民大眾創造財富、人民政府創造環境”為運行機制的大眾市場經濟的創新發展之路，使浙江三農發展表現出了極大的創造力。

　　通過對比改革開放前后的經濟發展路子，浙江干部群眾意識到全方位開放經濟和市場經濟是發揮資源小省、市場大省優勢的必然選擇。

　　柯橋輕紡、海寧皮革、義烏小商品、永康小五金、桐鄉羊毛衫、大唐襪業……塊狀產業是縣域經濟、農村經濟的強大支撐和競爭力所在，也是浙江農民創業就業的主陣地。

　　目前，浙江農民收入中的工資性收入占比超過60%，經營性收入占比超過20%。可以說，浙江三農早已擺脫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而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優勢、兌換價值。

　　跳出農村發展農村

　　湖州市南潯區菱湖鎮是長三角漁業重鎮。“養一輩子魚，欠一屁股債。”世代養魚的農民章利恩說，長期以來，養魚戶要過兩道關：一是“苦”，因為承擔不起魚塘缺氧“泛塘”、全軍覆沒的后果，養魚戶要整夜巡塘、一宿無眠；二是“險”，平均三年泛一個塘，前兩年賺點錢第三年差不多就賠完了。

　　科技顛覆了傳統漁民的“養魚經”。無錫物聯網產業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兼職教授沈杰返鄉創業，用物聯網改造菱湖鎮漁業。通過水下探頭、傳感器和手機app應用，漁民用手機就能養魚，還能準確了解市場信息。

　　城里專家、年輕人返鄉創業，帶來科技、資金，變革鄉村生產。而在消費端，城市則是浙江三農發展、農民增收的重要依托，“養雞養豬不如養城里人”的玩笑話，藏著浙江農民增收的密碼。

　　“工業大縣”寧波市寧海縣有420多家民宿，總床位數達到9000余張，2019年全縣民宿營業額達2.41億元，帶動農副產品銷售逾8.4億元。

　　寧海縣胡陳鄉，原來不產桃子，現在“桃花節”期間，平均每天車流量上萬，“一床難求，一飯難求”。賣烤土豆的兩夫妻，照管著七八個爐子，一天能收入七八千元。賣桃膠的大媽，一個桃花季期間，賣干桃膠，做桃膠羹，能收入兩三萬元。

　　途家發布《2019鄉村民宿報告》顯示，2019年浙江省鄉村民宿的房源數量增加了近2倍，排名全國首位，其鄉村民宿數量約為云南和廣東之和。

　　“在三農問題解決上，城鄉關系的作用極為重要。”浙江省農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偉光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二元分割體制逐步弱化，浙江由此開啟一條農民城鎮農民建的城鎮化之路，城鎮化成為推動農村發展的最強動力。

　　2003年，浙江省委全面啟動發揮八個方面優勢、推進八個方面舉措的“八八戰略”，提出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城鄉協調發展優勢，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

　　“有力之手”主動作為

　　浙江三農如今的模樣，并非順其自然就能呈現。事實上，反觀浙江三農發展、農民增收路徑，黨委政府“有力之手”起到關鍵作用。

　　指引發展方向。21世紀初，植根于農村地區的浙江民營經濟，歷經20多年“狂奔式”發展，已在全國嶄露頭角。2002年，浙江農民收入已連續18年領跑全國省區。然而，“塊狀經濟”拔地而起的同時，也給區域環境帶來了整體性的壓力，一些地方生態基本面遭到破壞。

　　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準確把握問題矛盾的本質，一項重新把舵農村發展方向、經受實踐充分檢驗的歷史性工程、社會嬗變省域實踐——“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承載著數千萬城鄉居民的熱望，噴薄而出。

　　“千萬工程”17年久久為功，造就萬千美麗鄉村。如今浙江農旅結合、鄉村創業、資本回流等新興景象，都建立在這項工程夯實的基礎之上。

　　鋪就市場路徑。互聯網、現代物流體系等客觀條件逐步成熟，前所未有地打破了偏遠鄉村與消費大市場的空間距離，“小農經濟”得以直面大市場。在浙江，以整村、整鎮、整縣甚至整市為單位投身市場，激發規模效應、品牌效應，正在快速推進。

　　比如縣級，浙江天臺縣2018年啟動打造“天臺大農場”品牌，全縣域統籌農業發展，通過綠色化、標準化、精細化、規模化、品牌化、信息化等，讓曾經條塊分割、逐漸邊緣化的小農經濟，在大市場中兌現更高附加值。

　　比如市級，浙江麗水市“麗水山耕”是國內首個覆蓋全區域、全品類和全產業鏈的設區市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2019年該品牌旗下農產品實現銷售額超過60億元，產品溢價率超30%，“麗水山耕”品牌價值超過20億元。

　　此外在省級，浙江省正在打造“全域大花園”。盡管除杭州西湖外沒有極具知名度的景點景區，但目前浙江全域旅游走在全國前列，“詩畫浙江”“省域大景區”的全域旅游格局更加清晰。（記者方問禹、謝云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