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份形成于1926年的農村調查報告——《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它用一組細致詳實的數據，記錄下湖南一位普通佃農的真實生存狀況：“支出：鹽三元一角二分，燈油八角四分，牛力九元八角二分四厘……收入：十五畝共獲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且需絕無災害、疾病，“全無休息”。

　　這份報告，來自毛澤東的一手調查。

　　在報告的結尾，毛澤東這樣寫道，“中國之佃農比牛還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則全無。”

　　毛澤東為什么會如此細致地去研究一位普通農民的生存狀態？此時的他，又在思考著怎樣的時代命題呢？

　　那時的中國，恰如“百舸爭流”的競技場。國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的軍閥統治遙相對峙。站在滔滔北去的湘江邊，毛澤東不禁感慨，“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就在這一時期，“農民”二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他的文章論述中。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開篇第一句，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毛澤東強調，“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20世紀20年代，隨著國民革命的蓬勃發展，由廣東開始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到全國。1926年6月，農民協會已遍及全國17個省、200多個縣，會員達915萬多人。這引起了國民黨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紳的恐慌，他們攻擊污蔑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說農民運動“糟得很”。在中國共產黨黨內也出現了激烈爭論，不知該對農民運動持什么樣的態度。

　　時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的毛澤東，決心實地考察一下，看看農民運動究竟發展得怎么樣。

　　1927年1月4日，這位身著一襲藍布長衫，腳穿草鞋的青年人，動身前往當時農民運動發展最為迅猛的湖南，以湘潭為起點，開啟考察之旅。

　　毛澤東發現，此時的情形與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祠堂成了農民協會的會址，農民協會組織農民修塘、修壩、禁煙、辦農民夜校；

　　過去神廟里的游民，現在有的參加了農民協會，有的在勞動；

　　婦女也可以進祠堂開會了；

　　賭錢打牌和鴉片煙都被禁止了。

　　整整32天，毛澤東深入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村，走過700多公里的鄉村道路。

　　這里是武漢的都府堤41號。考察結束后，毛澤東就居住于此。妻子楊開慧也從長沙過來了。在這里，她協助毛澤東整理文件、抄寫材料、接待客人。毛澤東則一氣呵成，寫完了兩萬多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著名的報告中，毛澤東列舉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下做的十四件大事，他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民運動實際上“好得很”，農民是“革命先鋒”。

　　距都府堤41號不遠，就是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1927年初春，在這個旨在培養農村革命人才的課堂中，匯聚了來自大江南北的幾百個被蔑稱“泥腿子”的農會干部和一群青年學子。講臺上，毛澤東向學員系統講授這次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內容。

　　這一年的秋天，毛澤東帶領的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開創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農講所里的師生們也紛紛奔赴廣闊的農村，成為中國共產黨掀起土地革命風暴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