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認為是一個自由的國度，但有的人比另一些人似乎更自由，這其中就包括決定他人健康和生命的自由。未經知情或同意，就在他人身上進行各種活體試驗，甚至涉及放射源、病原體等致命的實驗物，這類不道德的活體試驗貫穿了美國過去兩個世紀的醫學史。公開的案例早已是屢屢見諸報端，還有很多的實驗被刻意掩蓋，不為人知。回顧這段歷史，人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二戰之后的美國，會收留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731部隊？因為當時日本731部隊所做的活體試驗，在美國也不過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塔斯基吉是一座位于阿拉巴馬州腹地的貧窮小城。就像美國南方其他非裔人群占絕對多數人口的城市一樣，塔斯基吉正在經歷極為迅速的人口流失。那些遠赴他鄉尋求生路的非裔民眾，帶走的不僅是對故鄉農田的無限回憶，還有一段聳人聽聞的陳年舊事。1932年，聯邦政府公共衛生局聯合當地的非裔大學——塔斯基吉大學，針對600名塔斯基吉非裔男性，展開了一系列與梅毒相關的人體試驗。這600人中，有399人在參與實驗前就被確診患有梅毒。公共衛生局允諾將向參與實驗的人提供免費醫療、體檢和餐飲，但并沒有給梅毒病人提供真正的救治。公共衛生局的真實目的，是觀察和記錄梅毒病人的發病情況，不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治療。399名梅毒患者中，不少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患上了當時致命的性病，而是被公共衛生局用治療“壞血液”一類的含糊措辭搪塞過去。實際上，早在上世紀40年代，青霉素就已經被醫學界發現，可以用來有效治療梅毒，但公共衛生部門卻無動于衷，眼睜睜地看著，塔斯基吉的病患們一個接一個悲慘地離開人世。令人咋舌和費解的是，這項人體試驗居然持續了長達40年之久，直到1972年，由于《紐約時報》將內幕全盤捅了出來，相關試驗才草草得以收場。

　　△塔斯基吉是一座位于美國南方的小城，居民多為非裔。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

　　△塔斯基吉實驗，工作人員給實驗對象抽血。圖片來源：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二戰后的紐倫堡審判期間，納粹德國參與人類活體試驗的卡爾·波蘭特和其他醫生，一直辯稱此類人體試驗，在戰前不過都是些平常的事情，因為很多人也都在做。這就讓主持審判的盟國一方很沒有面子，為了挽回些顏面，1947年，美國醫學界和法律界主導起草了《紐倫堡守則》，作為紐倫堡審判的道德依據，該守則認定，未經實驗對象同意的人體試驗是非法行為。但很顯然，從公共衛生部門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們并沒有認真遵守自家人制定的《紐倫堡守則》。

　　△二戰后成立的紐倫堡法庭審理美國起訴卡爾·波蘭特等人案，波蘭特是從事人體試驗的納粹醫生。圖片來源：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并不是美國活體試驗的第一個案例，當然也不是最后一例。

　　種族主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在白人醫生眼中，有色人種不過是與“人類”（白人）長得有所相似的亞人生物，用他們做醫學實驗，心中不會有太多愧疚。早在19世紀末，黃種人為主的菲律賓殖民地就被美國醫學工作者認為是開展人體試驗的天堂。美國陸軍的軍醫曾讓當地囚犯感染鼠疫。哈佛大學的教授也跑了過去，偷偷給24名囚犯注射了帶有霍亂細菌的血清，部分血清還混雜著鼠疫桿菌，造成13人死亡。

　　△理查德·斯特朗是哈佛大學熱帶醫學教授，1906年任菲律賓生物實驗室主任時，斯特朗給24名囚犯注射了含有霍亂細菌的血清，這些血清還被鼠疫桿菌污染過，最終導致13人死亡。圖片來源：美國陸軍醫學部

　　美國的“后院”拉丁美洲也被美國當作開展人體試驗的絕佳場所。1944年的危地馬拉政治動蕩。這個被美國聯合水果公司控制了經濟命脈的“香蕉共和國”，剛剛通過大罷工的方式趕走了極端親美派的獨裁者烏維科。不過，政局的變化沒有根本性地影響美國在當地布局多年的利益網。作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后續項目，美國公共衛生局通過多種手段讓1308名不知情的危地馬拉居民感染上梅毒。雖然塔斯基吉的實驗“卓有成效”，但這畢竟是在美國本土進行的，一旦被曝光，實驗執行者有可能會攤上很多的官司，由于面對危地馬拉的有色人種進行試驗，醫生們并沒有那么多顧忌。一如塔斯基吉實驗，美國“專家”們細心記錄了實驗病患從被感染到發病、乃至死亡的全過程，只不過，危地馬拉的實驗，“專家”們的自主性更強，他們不必提前篩選哪些人患有梅毒，而是主動先讓實驗對象感染梅毒。很多人是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胳膊上挨了一針，就成了梅毒實驗的小白鼠。1944年至1948年進行的這次人體試驗，共有83人死亡。

　　△四名危地馬拉精神病院的病人，研究員將她們感染梅毒后，使用青霉素進行治療，以確定療效。圖片來源：美國總統生物倫理研究委員會2011年9月報告

　　△一名被人工感染梅毒的危地馬拉女性精神病患，出現了典型的梅毒下疳。該病患最終在實驗中死亡。圖片來源：美國總統生物倫理研究委員會2011年9月報告

　　△研究員利用多種手段感染實驗對象。包括圖中表現的小腦延髓池穿刺。根據危地馬拉梅毒研究項目的主任卡特勒所說，這樣做是為了研究人體血-腦脊髓液屏障的有效性。圖片來源：美國總統生物倫理研究委員會2011年9月報告

　　20世紀初，與種族主義并駕齊驅，流行于美國的另一股思潮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殘疾人、囚犯、孤兒、精神病患等等都被視作社會的棄物，可以隨意處置。早在1880年代，就有醫生將梅毒注射入夏威夷6名患有麻風病的女童體內，她們的年齡都不滿12歲。1895年，紐約的一名兒科大夫亨利·海曼令兩名精神殘疾的男童感染淋病，其中年紀較小的一名還不滿6歲。1908年，費城的醫生還將結核桿菌的提純蛋白滴入當地孤兒院的兒童眼中，導致大批實驗對象雙目永久失明。

　　△二戰前后，美軍中性病盛行，嚴重影響了軍隊的戰斗力。美軍制作了很多宣傳海報，告知士兵“買春”的危險。圖片來源：商業內幕

　　美國，特別是美軍對梅毒的人體試驗“一往情深”，主要是由于美國士兵生活不檢點，導致性病在軍中廣泛流行。如果說，上述的人體試驗，其初衷還是通過犧牲一部分“低級”的個體，解決困擾人類的醫學難題，那接下來的一篇要介紹的活體試驗，就純粹是為了傷人、殺人了。甚至試驗的受害者，已經同種族、職業、社會地位、精神狀態等毫無關系，真正做到了“活體試驗面前，人人平等”。（特約撰稿 景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