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澤清（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近年來，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推動社會資源配置更加合理、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升級、就業方式更加靈活多元，日益成為影響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力量。“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和核心”，在當前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提高各類群體的金融可得性，不僅能從整體上促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金融業高質量發展，還可通過增加高質量產品供應、激發內需活力來促進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助力我國經濟高質量健康發展。

　　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優化金融經濟結構

　　數字普惠金融是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的有機結合，是指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通過金融服務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作為面向社會各階層提供金融服務的重要形式，普惠金融的成本可負擔性一直備受關注，而以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以及人工智能為主要代表的數字技術，能夠有效降低普惠金融的風險識別成本、數據處理成本以及傳統經營成本，并經過不斷迭代升級最終促成移動支付、網上理財、小微信貸以及互聯網保險等一系列數字普惠金融的相關應用。

　　數字普惠金融是我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著力點。當前，我國金融領域面臨供需結構失衡問題。一方面，金融市場化日益深入，金融供給規模不斷增加；另一方面，中小企業融資難現象普遍存在。這使得我國金融發展陷入困境：如果一味加大金融自由化和市場化的力度，就有可能為非標融資、影子銀行以及高利貸融資等表外業務提供空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威脅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如果減緩金融市場化進程，又會存在限制金融供給、降低資金配置效率的可能，使得融資水平本就不高的中小企業“雪上加霜”。針對上述問題，中央提出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金融應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提出要“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務網絡”。

　　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結合下的數字普惠金融既增大了金融服務的覆蓋范圍、完善了金融服務網絡，又降低了金融服務的風險和成本、提高了個體層面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當創新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得到改善后，民營經濟的生產活力必將被激發，進而優化實體經濟的供給結構；當低收入群體的資金需求得到滿足后，居民消費活力也必將被激發，從而通過提升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因此，在實體經濟供需兩方面的平衡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不僅可以優化金融供給結構，還可以通過優化實體經濟的供需結構，實現金融和實體的“比翼雙飛”，助力經濟健康發展。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普惠金融指標分析報告（2020年）》顯示，我國數字普惠金融正不斷向縣域鄉村下沉，服務對象也從原先的金融扶貧擴大到了小微企業、“三農”客戶等。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為農村地區的支付服務和金融服務提供了有力保障，使金融服務有效內嵌到農產品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為實體經濟結構的均衡發展和優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把握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方向，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以數字普惠金融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把握以下幾個重點內容：

　　一是切實提升中小企業的金融可得性。一方面，針對中小企業，要打破金融市場的準入障礙，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便利。同時，加快金融機構與數字技術的融合，通過改進移動支付手段來彌補傳統網點的不足，鼓勵引導傳統金融機構在基層增設小微支行，推動基層普惠金融組織的設立，在不斷提高中小企業資金增量的同時注重盤活資金存量，提高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另一方面，對中低收入群體而言，要簡化貸款審批、理財產品購買等金融服務流程，節約金融交易成本。同時，加強對偏遠地區、廣大農村地區弱勢群體的基本金融知識教育，緩解城鄉“數字鴻溝”，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金融可得性。

　　二是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助力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信用是經濟金融活動的基礎，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能夠有效提升經濟發展和經濟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信用保障。隨著直接融資體系的發展，個體信用的地位日益上升。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有效彌補個人及中小企業信用不足的問題，從而幫助政府建立良好的征信監管體制和社會信用體系。在這一過程中，信用良好的中小群體獲得融資便利，信用較差者也能被低成本地甄別出來，這有助于提升數字經濟治理效率，保證數字經濟的整體安全性，進而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三是完善數字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作為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普惠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一方面，建設數字普惠金融的企業類基礎設施，以金融科技賦能傳統普惠金融，建立專門面向廣大中小企業的金融數據處理中心，開設面向數字化轉型企業的產業基金，以數字技術整合各類普惠金融服務資源，助力中小企業順利完成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建設數字普惠金融的個體類基礎設施，建立覆蓋到農村地區的通信網絡，提高農村地區電信基站覆蓋率，同時以金融科技增加金融產品的多樣性，使數字普惠金融愈加精細化和多元化。完善數字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將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國家競爭構筑新的優勢。

　　做好數字普惠金融頂層設計，助力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發展健康穩定的金融生態，需要做好數字普惠金融的頂層設計，強化監管，助力數字經濟“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

　　一方面，監控金融風險，完善治理體系，助力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作為數字金融的一種服務業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創新，而“新”的產品往往伴隨新的風險。因此，發展數字普惠金融，不僅要求“新”，更要求“穩”，穩定地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要實現“穩”，重點是創新金融監管手段、完善治理體系，以加強對經濟金融安全的風險預警和防控機制，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保障中小群體能夠獲得安全有效的數字普惠金融產品。這需要做好數字普惠金融的頂層設計，優化對相關金融創新領域的監管技術和手段，做到部門監管與社會監督有機協作，實現全過程監管和治理。

　　另一方面，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生態建設，改進相關金融機構的激勵約束機制，推進重點領域數字普惠金融業務的發展。作為普惠金融在數字經濟下的新形態，數字普惠金融必須彰顯其普惠性。雖然數字技術能夠從多方面降低金融成本，但對于一般金融機構而言，數字普惠金融業務的成本仍高于其他數字金融業務，這導致不少金融機構開展數字普惠金融的積極性不足。因此，需要加強黨對數字普惠金融工作的領導，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生態建設，既要通過改進激勵約束機制來引導相關金融機構發揮標桿作用，做到營利性與普惠性的統一，又要甄別不同領域發展需求的差異性，優先發展生產性小微企業、民生與社會服務行業等領域的數字普惠金融業務，讓數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23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