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智達，梵語，意為“學識淵博的大學者”。在歷史上受到佛教文化影響的藏族、蒙古族傳統文化中，班智達是一個神圣的頭銜，因為傳統學術將所有知識歸為大小五明，唯有對所有十明學科融會貫通且具很高造詣，方能稱為“班智達”。

　　作為一種純粹以學識為衡量標準的頭銜，班智達與相關文獻中出現的其他類似頭銜，如“菩薩”“成就者”“圣者”“賢者”“上師”“譯師”等有本質的區別。

　　在雪域高原歷史上，不同時期都出現過很多班智達，他們勤學苦修、學富五明、辯才無敵、著作等身，為藏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嘔心瀝血。他們的血脈里也延續著中華文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他們匡時濟世、經世致用，勇敢地擔負起歷史賦予他們的重任，為推動西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進程，共同繁榮中華文化做出了不同尋常的貢獻。

　　薩迦班智達：赴涼州會談西藏納入中央管轄

　　1246年，在唐蕃古道上，一隊風塵仆仆的人馬向著涼州方向挺進。走在最前頭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薩班·貢噶堅贊，因學富五明被尊稱為薩迦班智達。

　　此前，一位蒙古將軍率部進藏，給薩班帶去一封蒙古王子闊端的親筆信，邀他前往涼州商談西藏歸附事宜。薩迦班智達對大一統的歷史趨勢有準確預判，知道遠赴涼州勢在必行。1244年，薩班攜八思巴、恰那多吉兩位年幼的侄兒一行從薩迦寺啟程，于1246年抵達涼州。

　　1247年1月，闊端和薩班在涼州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史稱“涼州會談”。會談后，薩迦班智達撰寫了著名的《致蕃人書》，最終促成西藏地方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

　　《致蕃人書》體現了薩迦班智達作為政治家的高瞻遠矚、作為地方領袖的擔當精神、作為謀略家的招撫藝術。在分久必合的歷史大勢順應潮流，是為當時衛、藏、阿里各地政教領袖的唯一正確的選擇。在當時錯綜復雜的歷史環境下，薩班選擇堅定、思路清晰。他以形勢為依據，洞察是非、權衡利弊，一方面將闊端描繪為“尊崇佛法”的“汗王菩薩”，指出他會保護藏傳佛教；另一方面明示“癡想蒙古軍因路途遙遠而不至，妄想或可戰而勝之，凡譎詐諂誑等伎倆，必換來滅頂之災”，警告大家破除不切實際的幻想。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1251年，薩迦班智達這位歷史巨人最終長眠涼州，享年70歲。在其圓寂之后，薩迦派新任領袖八思巴繼承伯父的精神和歷史遺產，翻開了西藏歷史新的一頁。

　　多仁班智達：多事之秋掌實權配合中央對地方管理

　　貢布歐珠熱旦，出身于噶錫(亦稱“多仁”或“朵人”)世家，屬于西藏的名門望族。1730年，清廷追封其父噶錫鼐為一等臺吉，其兄噶錫巴·南杰次旦承襲，后加封輔國公、世襲罔替。

　　貢布歐珠熱旦自幼廣拜名師，接受系統的傳統教育，年紀輕輕便有“多仁班智達”之名號。1740年，噶錫巴·南杰次旦病逝，朝廷命貢布歐珠熱旦襲爵并接替噶倫職務。從此，這位擁有公爵爵位的班智達又稱“公班智達”，是西藏歷史上少有的掌握地方政治大權的大學者。

　　乾隆皇帝敕諭下達之時，西藏政壇正值多事之秋。郡王頗羅鼐病逝后，其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襲郡王爵，但他秉性暴虐、意圖謀反。1750年，駐藏大臣傅清與拉布敦誅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差人請多仁班智達暫時主持藏事，不料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屬下人等圍攻駐藏大臣衙門，包括傅清、拉布敦在內的140多人被殺。勢單力孤的多仁班智達未能及時營救兩位駐藏大臣，乾隆皇帝在敕諭中對此有公斷。其后，多仁班智達按皇帝旨意，積極投入查緝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余黨，嚴加防守關隘，因穩定藏事有功，在1751年噶廈設立之際，被任命為四噶倫之首。

　　多仁班智達在任期間，曾先后與七、八世達賴喇嘛及30多人次駐藏大臣共事，其間“不忤旨意”，除主持好噶廈的日常事務，還悉心協調各方順利完成達賴喇嘛的尋訪、坐床和攝政的推選、交接等重大事件，配合駐藏大臣的工作，落實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首席噶倫的輔國公多仁班智達，還曾被甲執兵，于1779年至1780年率部前往三巖，協助成都將軍特成額將罪犯拿獲，審明于軍前正法。

　　瑪哈班智達：走出寺院連接西藏與國家

　　毛爾蓋·桑木旦第一次來到北京，是在1950年。那時，拉卜楞等地剛解放不久，作為拉卜楞寺已經“功成名就”的高僧，他受六世貢唐倉大師委派赴北京學習。

　　1914年，毛爾蓋·桑木旦生于今四川省阿壩州松潘縣毛爾蓋地區，11歲入毛爾蓋寺為僧。1933年，年方20的毛爾蓋·桑木旦來到位于甘肅甘南的拉卜楞寺繼續深造。經十年苦修，30歲時以優異成績考取格西學位，4年之后獲拉卜楞寺顯宗最高學位多然巴。

　　如果沒有之后的社會變革和時代選擇，毛爾蓋·桑木旦大師可能和很多前輩一樣，靜心在寺廟內撰書修法、講經授徒。但隨著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巨變，廣袤的青藏高原瞬間覺醒。在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以及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需要更多人才投入當地的民族工作和建設工作中，人才資源面臨嚴峻考驗。毛爾蓋·桑木旦這批學識淵博且又年富力強的藏族人才走出寺院，走向了新的工作崗位。

　　1950年開始，毛爾蓋·桑木旦在國家民委三司從事漢藏翻譯和校對工作。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毛爾蓋·桑木旦大師參加了“十七條協議”的校訂工作；1955年起兼任阿壩州《岷江報》藏文版編輯。1959年，毛爾蓋·桑木旦再赴北京，參加《漢藏對照詞典》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藏文版的譯審工作；1978年，開始參與《藏漢大辭典》的編寫。

　　除此，毛爾蓋·桑木旦還致力于民族教育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前，他曾擔任拉卜楞青年喇嘛職業學校藏語文教師。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他曾先后在阿壩縣、若爾蓋縣、紅原縣等地多次舉辦藏語文教師培訓班，同時在川、甘、青、藏等省區及民族院校多次舉辦專題講座。至今活躍在民族教育界的藏族學者，很多人都受到了他的影響。他創作的一系列贊頌偉大祖國和民族團結的作品，入選五省區中小學藏語文統編教材。

　　毛爾蓋·桑木旦，作為一名新時期的傳統學者，在藏族語言、歷史、宗教、文學、藏醫藥以及天文歷算等方面著作等身，成就顯著，被稱為“瑪哈班智達”。由于在繼承和弘揚民族文化，發展民族教育方面貢獻突出，被譽為“當代三大學者”之一。

　　書生報國無他物，唯有手中筆如刀。雪域高原歷史上的班智達們，則以實際行動體現了中華兒女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盡管時代不同，出身不同，身份不同，但他們都具有無與倫比的淵博學識和為國為民的使命擔當。從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到多仁班智達貢布歐珠熱旦，再到瑪哈班智達毛爾蓋·桑木旦，這些學富五明的大學者，都在重要的歷史時期肩負起光榮的使命，成為西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進程的推動者和參與者，成為繼承和發揚藏族優秀傳統文化，繁榮中華文化的引領者和實踐者。

　　同這三位班智達一樣，西藏歷史上還有很多班智達，如果沒有匡時濟世、經世致用的精神，那他們只能以“學識淵博、教法精進”的大學者身份被載入藏族文化發展的史冊，但他們面對偉大的歷史使命，毅然選擇承擔，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種精神，是全體中華民族共同的財富。(完)

　　作者 班瑪更珠(嚴永山)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作者簡介：

　　班瑪更珠，又名嚴永山，藏族，1979年生，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人。出生于白龍江畔，成長在碌曲草原。從小接受藏漢雙語教育，199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2008年獲中央民族大學藏學專業博士學位。2008年7月，入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藏學》雜志社，擔任《中國藏學》漢文版編輯。2012年，調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從事西藏歷史和藏族文化研究工作。先后參與完成《西藏通史》等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和應急任務，多次承擔社會調研和涉藏外宣工作，至今在國內相關學術期刊上用藏、漢雙語單獨發表學術論文、譯文、綜述、文章近百篇。現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