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在嚴重腐蝕美國政治生態、損害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的同時,還放大了本就十分嚴重的社會不公和族群矛盾。圖為日前,來自全美各地的數千民眾在華盛頓國會大廈附近舉行集會,抗議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不公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臨近,“黑金”源源不斷涌入美國政壇。近日,英國《衛報》網站刊文揭露,在過去兩年里,通過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國億萬富翁、現年90歲的電子制造業巨頭巴里·塞德向共和黨人倫納德·利奧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團體“聯邦黨人學會”捐贈了美國有史以來已知的最大一筆“黑金”,總金額高達16億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響美國政治和社會方方面面?“金錢政治”下的種種亂象,揭開了“美式民主”的虛偽面紗和美國制度性腐敗的真實面目。

　　競選資金限制形同虛設,來源不透明、用途不公開、額度不受限制的選舉“黑金”亂象叢生

　　“要贏得競選,需要兩個東西。第一個是金錢,第二個我就不記得了。”100多年前,競選專家馬克·漢納幫助威廉·麥金利兩次贏得美國總統選舉。在他談到成功經驗時,毫不避諱地道出了美國由來已久的“金錢政治”的秘密。

　　在美國大大小小的選舉中,競選人都需要通過“燒錢”來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廣告、雇工作人員、印制宣傳品、到各地舉辦競選活動,甚至是打擊競爭對手,等等。為支撐巨大的競選支出,找到出資“金主”是競選人的頭等大事。

　　從美國建國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個人在聯邦選舉中可以自主決定對候選人的捐獻額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選人可以不公開競選捐獻來源。197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競選法》,對捐款、競選活動中的廣告費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許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企業或工會可以通過注冊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籌集競選資金,向聯邦候選人提供政治捐獻。

　　1972年,“水門事件”爆發,隨后一系列非法捐獻和權錢交易丑聞浮出水面,“金主”通過捐資過度影響和操縱選舉的問題引發公眾不滿。為遏制“金錢政治”對民主的侵蝕,1974年,美國國會對《聯邦競選法》進行了修正,進一步限制競選支出和政治捐獻。該法規定,在選舉中(包括初選和大選),個人和組織對每位候選人的捐獻不得超出1000美元,對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總捐獻不得超出5000美元;個人每年向候選人、政黨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獻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聯邦競選法》及1974年的修正僅是第一步嘗試,隨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戰,使得法律實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騰軍告訴記者。

　　來自美國兩黨的反對聲接踵而至,許多議員認為《聯邦競選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終,1976年,最高法院廢除了《聯邦競選法》對國會競選費用支出的限制條款。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盡管美國又出臺了《兩黨競選改革法》,但對競選資金的限制形同虛設。金錢的力量愈發占據上風,而各種來源不透明、用途不公開、額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亂象叢生。

　　2007年底,美國非營利性組織“聯合公民”宣傳并試圖播放一部批評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影片。然而,《兩黨競選改革法》規定,企業或工會在大選前60日或初選30日之內,不得資助跟競選有關的或詆毀候選人的言論。為了免于制裁,“聯合公民”將聯邦選舉委員會訴至法庭,稱這一規定違憲。

　　在地方法院初審敗訴之后,該案最終被上訴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決,推翻了《兩黨競選改革法》限制企業或工會有關獨立支出和競選宣傳的條款。這一裁決打開了政治獻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業和團體只要不把錢直接給候選人,而是把資金用于各項支持候選人的活動上,就可以無上限使用金錢支持選舉。包括外國資金在內的秘密資金都可以無限制流入美國的政治中。

　　“這個裁決直接導致大批‘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和非營利性政治組織出現。”張騰軍說,最高法院的裁決實際上是從法律上為這些企業和社會組織“開綠燈”,相關利益集團可以通過貢獻“黑金”對選舉施加更多隱秘的影響。

　　“黑金”持續涌入選舉,嚴重削弱政府上臺后有針對性解決現存問題的能力

　　據美媒報道,巴里·塞德曾是一個美國大型制造業企業的老板。2021年,他將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變賣后所得的巨額資金,以非常復雜的方式投入到“聯邦黨人學會”。《紐約時報》稱,這筆總額高達16億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這筆巨款的“聯邦黨人學會”將在未來的選舉競爭和政治斗爭中掌握巨大的優勢。

　　“這場政治獻金案的真正問題在于,如此巨額的資金不應該以一種秘密方式影響選舉、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衛報》指出,公眾不應依賴媒體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應自如獲得的有關競選活動財務狀況的基本事實,而這些事實現在被隱藏在匿名、空殼公司和陰暗的政治團體背后。

　　想當美國總統,要花多少錢?1860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花費10萬美元,使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美國第十六任總統。而現在,美國總統競選費用正在成倍增長——2004年,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總統候選人的選舉費達7億美元。2008年,這一數字快速增加到10億美元,2012年則是20億美元。2016年,包括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在內的美國大選總共花費了66億美元。2020年,美無黨派機構響應性政治中心估測,美國大選花費近140億美元,達歷史新高。

　　張騰軍表示,美國競選支出不斷攀升,與不斷增加的競選捐資有密切關系。

　　自2010年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打開政治捐款閘門之后,“黑金集團”更加肆無忌憚。據《衛報》消息,僅在2020年,超過10億美元的“黑金”涌進美國的選舉,用來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廣告閃電戰、敲門拉票等提供資金。隨著2022年中期選舉臨近,情況越來越糟。民主、共和兩黨的參議院和眾議院重要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團”資助,這些團體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進場,無疑將對候選人的行為、政黨的行動和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

　　“美國總統的競選制度講究‘論功行賞’。總統上任之后,會根據政治捐助者的貢獻,提供政治上的回報,例如駐外外交官的身份、進入到政府內部從事公職,或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到執政過程之中,等等。這實際上是一種公開的回報。”張騰軍告訴記者。

　　這種“交換”,使得美國政治與“黑金集團”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本質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訴求。“競選人所作出的承諾中,有許多是應‘黑金集團’的訴求,每一屆政府上臺之后,尤其是新任總統,所謂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燒給幕后‘金主’看的。這使得他們往往頒布一系列反對或者撤銷原總統相應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國政策的延續性受到了破壞。”

　　如此反復的政策傾向,不僅直接影響到美國政策的施行,也讓美國民眾關注的急需改革的領域受到忽視。“政治已成為美國少數寡頭的金錢游戲,最后競選的結果實際上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交易的產物。這從本質上削弱了下一屆政府上臺后有針對性地解決美國現存問題的能力。”張騰軍說。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嚴重的社會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個美國社會

　　在嚴重腐蝕美國政治生態、損害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的同時,“黑金”還放大了本就十分嚴重的社會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個美國社會。

　　槍支暴力問題已困擾美國多年。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8月26日至28日,紐約市發生了至少12起槍擊案,導致多人死亡。非營利組織“為每個城鎮帶來槍支安全”統計,2016年至2020年間,每天有超過110名美國人被槍殺,超過200人受傷,平均每年有超過40000人死亡,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槍支暴力最嚴重的國家。

　　面對社會治安的嚴重惡化,美國政府在控槍問題上卻始終無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鏈”。作為反控槍利益集團中的“老大”,擁有超過500萬會員和大量資金的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的影響力已深入滲透到美國選舉政治的各層級和各方面。諸如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等利益集團不斷游說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礙控槍相關立法,使得美國在控槍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進展。另一方面,隨著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弱勢群體擁槍意愿更加強烈,持不同意見的民眾對立情緒不斷上升,社會撕裂程度進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美國有錢人、特權階層和“關系硬的人”可以得到優先檢測和更好的醫療,而很多社會底層群體則不得不因天價治療費用放棄必要的治療。疫情暴發初期,非洲裔美國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顯更高,而美國開始大規模投放疫苗時,這一群體接種率又明顯落后。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技術,美國卻成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血淋淋的數據,揭示出美國社會存在的嚴重不平等。據美國普查局統計,美國2020年貧困率為11.4%,而非洲裔貧困率達19.5%,拉美裔貧困率達17%。南加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顯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減少了1.13歲,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預期壽命下降了2.1歲和3.05歲,相對而言,白人的平均預期壽命下降了0.68歲。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病毒”與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亞裔仇恨犯罪頻發高發,對穆斯林群體的歧視有增無減,土著居民遭受的種族迫害仍在繼續,種族經濟鴻溝不斷擴大,種族不平等日益加劇。

　　導致如此不公的深層次原因,是美國政府和政黨長期被利益集團操縱和俘獲,無法制定和實施促進社會公平的稅收、產業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學院政治評論家與社會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表示,美國人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與他們的財富水平之間呈正相關性,約70%的美國人對政策制定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收入水平、財富等方面處于劣勢,相當于被剝奪了參政權利。”

　　“當需要140億美元才能選出一位總統時,你會想,這是什么樣的民主。美國人除非付錢并且能帶來商業利益,否則都不能和國會議員說上話。在華盛頓,普通人很難受到關注,你需要錢、你需要游說,美國政府已經完全腐敗了。”好萊塢著名導演奧利弗·斯通說。

　　“黑金政治”只是美國制度性腐敗的表現之一

　　“針對競選資金改革的問題,實際上民主、共和兩黨議員都提出了相應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沒有成效。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確禁止‘黑金’。”張騰軍告訴記者。

　　在美國司法領域,“黑金集團”通過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動來對其施加影響。“一些大法官對于限制競選開支這個問題比較保守,認為任何社會組織和個人都有權進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動,‘黑金集團’就有意推動這些大法官進入到美國的法院體系之內。”

　　當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這個格局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一筆非常重要的“政治遺產”。在張騰軍看來,隨著聯邦最高法院呈現出嚴重的保守化趨勢,競選資金將更難得到嚴格監管。“‘黑金集團’正是從制度的源頭去推動他們的訴求——立法體系上,資助相關的國會議員;政治上,資助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司法領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這些人進入美國的制度體系內,達成他們的目的。”

　　無數事實表明,美國并非其自我標榜的“民主燈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國家治理機制存在嚴重的制度缺陷。美國的制度性腐敗,已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國制度性腐敗的表現之一。“美國的選舉制度雖然從明面上看是一種民主選舉,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實際上只有少數人能夠對選舉結果施加影響,不管是總統選舉還是國會選舉都是如此。這種選舉制度本身也是美國制度性腐敗的一個突出體現。”張騰軍表示。

　　這些現象產生的本質原因,是美國國家治理體系在制度設計上存在內生缺陷。“美國建國之初,其制度設計者就屬于富有的精英階層,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統治的思維,意圖避免美國普通平民對國家施加更大的影響,必然不可能體現最多數人的民主。”張騰軍說。

　　2011年,美國民眾走上街頭,發起控訴經濟不平等的“占領華爾街”運動;2020年,由美國黑人之死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燒遍全美。面對美國的制度性腐敗,美國民眾一直在抗爭,結果卻不盡如人意。美國非營利組織“21世紀民主”組織主席韋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錢已占據美國民主的“中樞地位”。在此影響下,美國普通民眾的權利被剝奪,社會頑疾始終無法得到根治。

　　揮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無忌憚的游說團體、進出自如的“政商旋轉門”……經過200余年的運轉,美國制度弊端日益凸顯,國內各種矛盾沖突日趨激烈。正如美國前總統卡特感嘆,“美國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頭政治。”美國正滑向系統性失敗的危險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