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烏克蘭危機持續演進以及西方與俄羅斯關系降至冰點，歐洲各國面臨的能源價格高企不下、通貨膨脹持續走高等壓力不斷加劇，不少歐洲企業被迫對業務結構進行調整。在此過程中，歐洲企業間出現一股“新潮流”，即向生產成本更低的美國轉移。面對這場發生在歐洲大陸的危機，美國一方面以軍事和經濟援助、聯合制裁等方式向烏克蘭和歐洲表達“支持”；另一方面也試圖“轉歐洲之危為美國之機”，從中攫取利益。就在歐洲面臨關鍵產業流失和經濟衰退的嚴重挑戰時，美國卻暗暗舉起“割歐洲韭菜”的鐮刀，推動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天平進一步向有利于美國的一側傾斜。

　　從這點看，特朗普時期的美國是通過關稅施壓等方式直接制造跨大西洋“危機”以漁利，而拜登政府則是激化并利用已有危機以更隱蔽的手法“挖墻腳”。二者對歐洲利益的損害并無本質不同。

　　對于美國在歐洲遭遇困境時趁機漁利，歐洲政界和輿論都已表現出警惕和批評。但眼下的現實是，迫于持續高漲的生產成本及通貨膨脹，大量歐洲生產商與投資方正加速流向美國。今年2月以來，美歐對俄羅斯發起多輪“前所未有”的制裁，結果不僅對俄打壓效果沒有達到預期，反而導致歐洲乃至全球的經濟混亂。在此背景下，歐洲民眾生產生活所依賴的經濟基礎遭受嚴重沖擊，產業鏈各個環節遭到不同程度損害。尤其是鋼鐵、玻璃、鋅、鋁、紙、化肥等資源密集型制造廠商，在能源價格飆升的影響下面臨減產甚至停產困境，部分企業不得不轉向美國擴大業務。歐洲汽車、建筑行業面臨原材料價格抬高及緊缺問題。比如汽車車窗、擋風玻璃等所需部件出現嚴重短缺，大眾汽車公司等企業正尋求歐洲之外的新供應商。即使是制造業強國德國，汽車與機械出口利潤也已難敵高昂成本，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大幅上漲，全球競爭力出現下滑。

　　作為跨大西洋盟友的美國，則利用此時此刻歐洲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加強對各類議題的安全化、地緣政治化描述，以進一步強化歐洲對與美國合作的依賴，讓歐洲企業認為選擇美國才是最安全可靠的。自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美國在芯片制造、網絡空間、“印太”事務、基礎設施等多個領域不斷渲染所謂“中俄綁定”“不能再像在能源領域過度依賴俄羅斯那樣依賴中國”等敘事，竭力向歐洲兜售和強化所謂與俄羅斯、中國合作存在安全風險的思維，希望引導歐洲的經濟活動更大程度地以美國為中心，進一步圈定歐洲的“活動范圍”。美國還在各種多邊場合不斷“示好”和拉攏歐洲，以加強跨大西洋同盟團結為由，煽動歐洲各國在諸多議題上加入美方陣營，尤其是要求歐洲配合美國和北約向“印太”地區拓展影響力。

　　這種泛安全化、陣營化和意識形態化的鼓噪，讓歐洲一時間無法專心處理眼前危機，無法平衡自身事務與美國需求，阻滯了歐洲謀求“戰略自主”的步伐。而從后果上講，這種趨勢只會有利于形塑和固化歐洲對美國的單方向且不對稱的依賴，導致歐洲經濟形勢和政治處境變得更為嚴峻。

　　產業方面，歐洲如上所述的諸多行業生產陷入艱難處境，原本穩固的工業生產結構正面臨系統性變革的挑戰，如果更多制造企業外遷至美國，歐洲極有可能走向“去工業化”，一步步喪失經濟活力與全球競爭力。投資方面，歐洲企業獲得新融資的難度不斷上升，美聯儲連續加息使投資者增加對美下注，美國新推出的“通脹削減法案”也在吸引歐洲資本更多地向美國化學品、電池、清潔能源等行業轉移。

　　歸根結底，美國并不會因為一場烏克蘭危機而放松對歐洲的控制，反而將危機視為加強對歐洲盟友掌控力的機遇，這在本質上符合美國拉攏歐洲參與“大國競爭”的需求，以此將歐洲鎖定在美國的戰略軌道上。然而，這種服務于美國自身經濟復蘇和全球野心的路徑，對當前的歐洲無異于落井下石。

　　從美歐同盟關系的角度觀察，美國這種“割韭菜”的慣性和沖動，無疑會給跨大西洋關系的前景埋下隱憂。短期看，歐洲各國或許為了盡快結束危機、度過能源困境、克服通脹壓力等不得不跟隨美國步伐。即便如此，美國對歐洲的支持仍然十分有限，對烏對歐支援都不會無止境，石油和天然氣供應、新能源開發以及能源限價等方面的承諾與協調，也無法在短期內實現。 長期看，歐洲心里清楚任何選擇都有成本和代價，美國“伸出援手”的舉措對歐洲經濟活力、政治自主都將產生負面影響。歐洲也無法忽視與美國在“大國競爭”、涉俄涉華關切、數字主權等問題上的利益分歧，歐洲謀求戰略自主的腳步雖被打亂，但方向并未因俄烏危機而改變。隨著歐洲內部困境加劇以及對美國的抱怨和失望加速累積，向美國猛烈傾斜的跨大西洋關系天平很可能出現一定程度回調，而這也是拜登政府繼續選擇利用歐洲盟友必須付出的代價。（作者分別是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者、美歐研究項目青年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