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自殺事件背后

　　高知群體特別是高校教師心理危機導致的傷害事件頻發，凸顯該群體的心理健康危機

　　近一年來，我國各地高校頻頻發生教師自殺事件。2012年2月，浙江大學副教授韋亞平在浙江省舟山市住建委掛職期間跳樓自殺。2012年3月，39歲的中國人民大學化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曹廷炳在校園內墜樓身亡；2013年2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江西師范大學哲學教授鄭曉江在自己的住宅小區內墜樓自殺身亡；2013年4月1日，中山大學法學院37歲的副教授谷德近在家里跳樓自殺。

　　高知群體特別是高校教師心理危機導致的傷害事件頻發，凸顯該群體的心理健康危機。專家認為，高校對教師的管理重教學和科研考核，輕思想情感關懷；高校教師教學科研過程中“單打獨斗”的工作特性導致他們人際疏離，加上其自我優越感和社會地位導致的“高處不勝寒”，心理健康問題長期被忽視。

　　本刊記者在中山大學調查了解到，外界看來，谷德近的事業發展一帆風順，可是他的內心卻壓力重重。谷德近2006年于武漢大學博士畢業到中大任職，2011年晉升副教授。按規定，這意味著獲得了中山大學的終身教職。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教師們都表示中山大學的學術環境和氛圍比較寬松。該校法學院副院長丁利說，對副教授每年考核的基本要求為完成250個工作量和發表一篇非核心期刊學術論文。這是“國內同級別學校要求最低的”。稍微用心工作，都能輕松完成。

　　但與絕大多數高級知識分子一樣，谷德近一直在自我加壓，實際完成工作量都超過考核指標兩倍。谷德近來自山東農村，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驕傲。他的親屬對本刊記者說：“他對自己要求很高，他的目標是發表三本專著，已經完成了一本。”

　　據中山大學法學院介紹，谷德近自殺當天上午向本院相同研究方向的一位教授提到“感覺自己壓力大，人際關系處理不好，容易得罪人”，“精力無法集中，講課難以繼續”，有辭職的打算。

　　伴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從“大鍋飯”的保障型社會向競爭型社會轉型。作為文化水平很高又有一定社會地位的高校教師，“不待揚鞭自奮蹄”，成為對競爭壓力感知最深的群體之一。

　　中山大學法學院的一位副教授說，副教授除了一周上三到四次課，其余時間都不去學校。“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面對書本、電腦，就像與世隔絕了，很多同事一年都見不到幾次。就算是同一個教研室的，也是到研究生開題、答辯的時候才會見到。”

　　過去，高校教師都住在校園教工宿舍，還會經常碰面。現在，連這樣的“地利”也沒有了。“谷老師在番禺(廣州郊區)買了房，他的課都在番禺大學城，基本不到學校本部來。他總是獨處，有點什么事都找不到人說。”谷德近的一位同事說，學院每年會組織一次短途旅游之類的活動，但參加的大多是行政后勤人員，教師很少參加。

　　多位教師表示，高校對教師的學術要求多于人文關懷，高校教師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學、科研、生存、人際關系的壓力。一位教師向本刊記者反映，高校教師有兩座“大山”，一是房子，二是職稱。在中山大學，副教授滿5年可以申請評教授，有課時、課題經費、文章和三本專著的要求，這對大多數老師而言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文科課題經費，申請到的幾率非常低。學院除了考核和每年年末要求老師填一個科研表格外，對老師沒有更多的關照。

　　谷德近的同事告訴本刊記者，這兩年來，谷德近可能和院領導說過的話都不超過十句，學院對谷德近的家庭情況、思想動態都不甚了解。整個社會大環境人際關系都比較疏離，知識分子講究個人隱私，學校不會像過去那樣了解教師的個人生活，思想狀況就更無從談起了。學校有心理咨詢機構，但都是針對學生的。

　　高校教師個性強，精于專業但不諳人情世故。在職稱評定、獎金分配、項目評審、學術聲譽等方面，碰到的利益沖突和困擾，實際上并不比一個普通市民少。

　　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告訴本刊記者，社會地位越高、成就越大，越不會正視自己的心理問題。要么不承認，要么諱疾忌醫，自己藏著、掖著、扛著。直到小問題變成大問題，采取極端措施后，大家才知道情況。

　　賈福軍認為，教師自殺對周邊人群、對社會的心理沖擊和傷害非常強烈，以高校青年教師為代表的高級知識分子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亟待關注。應該“以最低的成本付出和更科學高效的方式來預防自殺，并設法使自殺率降低，進行心理危機干預。”

　　專家建議，首先，高校應開展員工心理援助計劃。為高校教師搭建心理干預平臺，建立“心理危機干預中心”，設置心理熱線，提供專業干預，以有效降低自殺事件的發生。

　　其次，高校要開展針對教師的團體心理輔導。應該建立渠道幫助高校教師緩解壓力、學習健康的人際交往模式和溝通模式。要密切注意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及時給予必要的，甚至是強制性的心理咨詢和輔導幫助。

　　第三，可定期組織教師沙龍和活動，通過這種輕松交流的方式發現教師可能存在的心理問題，并倡導高校多一些對教師群體的人文關懷。(記者 鄭天虹扶慶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