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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被廣泛接受的說法是，孩子的教育決定中國的未來。實際上，另一個命題正在浮出水面——老人的命運承載中國的過去，與此同時，養老的緊迫性也同樣決定著這個國家的未來。
年近六旬的趙良羚，把20多年來的心血都奉獻給了養老院。可如今她多少有些遺憾，因為當自己需要養老時，北京還沒有一家她“看得上”的養老院。
趙良羚現在是一家民辦養老機構的顧問。從1986年起，她先后參與創辦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和第五社會福利院，并在五院院長任上退休。她見證了這些年中國養老事業的發展。
前不久，她應邀參加“中歐社會論壇之養老戰略國際高峰論壇”。論壇上，中國代表們發現自己發言時，來自法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的代表常常一臉茫然，雙方交流起來“非常困難”。
趙良羚提醒大家，“這不是語言有障礙，而是現實有差距。我們處在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
“老人這頭”的分量可不比“孩子那頭”輕
中歐社會論壇舉行的同期，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發布了《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其中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6714億，占總人口的12.5%%。
這是我國首次公布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在中國社會福利協會副會長、天津市鶴童老人福利協會副理事長方嘉珂看來，歐洲是在富裕后變老的，而中國是在剛剛富裕甚至還沒富裕時，就已經老了，“但我們還沒有完全作好準備”。
目前，全國各類老年福利機構的床位總數只有266.2萬張，僅為老年人口數的1.6%%。方嘉珂指出，即便是這個比例，也依賴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這幾年的快速發展，“前幾年甚至還不到1%%，只有0.8%%”。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介紹，基本養老服務主要是針對失能失智老人的，按照慣用的計算方法，失能失智老人約占老人總數的10%%。床位數與老年人口數的比例，在歐洲的平均水平是5%%~6%%，在養老服務比較發達和完善的美國，則達到15%%。當然，在這些數字背后，還有相對完善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作為支撐。
目前，北京的這一比例接近3%%，遠超全國平均水平。但實際上，城區的公辦養老機構幾乎全部滿員，老人要想進入已非常困難。
天津的300多家養老院中，真正財政全額撥款的只有3家。方嘉珂介紹說，老人要想進這3家養老院，“得找人寫條子，還得分條件，有身份、有錢、身體還得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得自帶保姆。即便是這樣，也還得等老長時間才住得進去”。
他情不自禁地感嘆，現在大家都抱怨“入托難”，父母為孩子進公立幼兒園得排幾天幾夜的隊。整個社會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孩子那頭”，而少有人關注，老人要進公辦養老院，常常需等上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其實老人這頭，需要更多的關注和呼吁。”方嘉珂強調道。
本需要“雪中送炭”，卻總在“錦上添花”
2009年，中央財政安排基本養老保險補助1326億元，同比增長69.7%%。從這一增幅中，可以看出國家對養老的重視。與此同時，在養老機構的硬件建設上，國家也加大了投入。
不過在楊團看來，與當前我國社會養老所需要的資金相比，目前投入的資金不僅“非常有限”，而且還“投錯了方向”，“好不容易有了點錢，卻大都用來建豪華養老院了，這加劇了目前的緊張局面”。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閻青春在參加中歐社會論壇之前，剛檢查了十幾個省市“十一五規劃”養老方面的執行情況。他發現，在談及未來發展時，各地幾乎不約而同地提出要建示范性養老機構。
“所謂示范，就是蓋得越豪華越好。”楊團如此解讀。她認為，應該用同樣的錢，建一些硬件達到基本標準的養老院，這樣才能最有效地增加床位。
方嘉珂點明了問題的實質：“我們原本處于一個需要雪中送炭的階段，人們卻更愿意錦上添花。”
趙良羚則從自己的經驗里，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政府修建示范性養老院，不僅很難有所謂的示范效應，而且還會因為收費不體現市場價格而“搞亂了市場”。
她擔任北京市第五社會福利院院長時，曾算過一筆賬。以當時院里的條件，每張床位每月需收費2500元，但因為政府補貼，實際對外收費僅為1200元。即便是這個收費水平，當時很多人也難以承受。而條件與此相當的民辦養老院，收費必須達到每月2500元才能維持運營。
如此一來，不少經濟收入低、需要社會照顧的老人進不了公辦養老院，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老人，卻進入示范性養老院享受了二次分配。同時，民辦養老院則在公辦養老院“不計成本”的價格面前，因為收費高而床位閑置，不僅得不到發展，甚至難以為繼。
趙良羚現在經常進行反思，在她看來，政府更應該做的，是建設普惠型的養老院，滿足底層人員的需求。
畢竟，中國目前的失能老人達940萬，部分失能老人約為1894萬。他們中的不少人，需要有一個去處。
方嘉珂在考察時曾看到過這樣一幕。一所政府投資建設的高檔老年公寓，由于收費比同檔次的民辦養老院甚至旅館更便宜，某些家庭里有一個老人，兒女便和老人一起住進老年公寓，把自己家的房子出租。
“把集中的注意力和投資的重點方向瞄準在養老機構的建設上，這實際上是一種誤區。”閻青春在論壇上明確指出。
他的話音未落，與會的意大利學者回應道：“這也是我們走過的彎路，意大利在1970年代以前就是這么做的。”
楊團等從事養老問題研究的學者，曾經向有關部門指出這個“誤區”，也曾提出相關建議。但最終她看到，雖然中小城市養老床位的缺口更大，有關部門在去年和今年還是把大部分相關經費給了大城市。其中拿到錢的4個大城市，幾乎無一例外地提出要建豪華養老基地。對此楊團搖頭嘆息：“省里市里都是把養老基地和其他建設項目一樣看待，作為政績工程來搞的。”
閻青春在檢查時，曾問各地官員，假如不建示范性養老機構，換一種投入方式，是不是可以帶來成十倍甚至百倍的效益？令這位副主任不解的是，誰都不回答他的問題。
他只好把這歸結為思維定式和部門利益在起作用。“部門利益在里面作祟時，肯定不可能使國家有限的養老資源發揮出最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