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紅河“行乞鄉”新規：帶子女外出須上報

　　在垤瑪鄉，孩子躺在地上睡覺是家常便飯。

　　記者深入垤瑪鄉調查，貧窮使乞討盛行，不勞而獲思想一直延續

　　對于紅河“乞討鄉”的形成原因及解決辦法，新浪調查顯示：38.5%的網民認為是社會因素造成，23.1%的網民覺得是心理因素導致乞討盛行，只有15.4%的網友認為，是經濟因素導致這樣的局面。

　　在網友看來，要解決該鄉的乞討問題，關鍵是要完善家庭功能，發展教育事業，救助邊緣化的未成年人，其次要加大國家資金和社會資本在農村脫貧中的作用。

　　深夜，一名小女孩站在貴陽街頭，手里拿著飯盆，低聲抽泣。因為她連1毛錢也沒有討到，回到家會被父母罰站。

　　她來自紅河縣垤瑪鄉。和她一樣在貴陽街頭行乞的20多名孩子也一樣來自垤瑪鄉。貧窮的村落從來不曾如此被世人所知悉和關注，除了這次——它被冠上了“行乞鄉”的名號。

　　是什么造就了“行乞鄉”？行乞真能致富？這里的人真的喜歡行乞嗎？

　　現象

　　一家人的貴陽行

　　2月13日晚10時，朱批福一家三口終于回到垤瑪鄉牛紅村的家，結束了他們在貴陽的15天“旅程”。

　　牛紅村小學旁，一棟嶄新的兩層樓房正是他們家，這棟外墻刷上白色石灰的房子在牛紅村土坯瓦房群中先得格外顯眼。

　　朱批福一家都不太愿意說起在貴陽的這15天。這些天來，村長、鄉長和媒體記者多次來訪，似乎讓他們的臉上掛滿羞愧。

　　很多人都以為朱批福一家是去貴陽行乞。其實，37歲的朱批福在貴陽給人擦皮鞋，2元錢一次，每天能賺到30多元。妻子和女兒一開始在公園附近撿破爛，每天也有30多元的收入。

　　10多天后，朱批福的女兒朱燕(化名)在公園遇到一個比她稍大的姐姐，一問竟是同鄉。姐姐問朱燕：“你怎么不去要錢？”朱燕說：“我怕要不到。”姐姐對朱燕說：“你跟著我去，我教你，肯定能要到。”姐姐對朱燕說，白天可以在公園里玩，晚上到酒店門口就可以要到錢。

　　朱燕說，第1天，她要到10元，第2天要到14元，第3天20元，第4天，漲到30多元。然而，第5天凌晨，朱燕一家在旅館睡覺時，被警察叫了起來。一家人被帶到貴陽福利院，然后又被帶到救助站。在救助站住了1天，他們房門被鎖，上廁所也有人跟著 。

　　第二天晚上，他們被從救助站“放出”，直奔火車站，登上了回家的火車。2月15日，牛紅村小學已經開學。讀六年級的朱燕也到了學校，一切如常。但當天下課，同學們開始嘲笑朱燕：“你怎么不去乞討？還來學校干什么？”

　　朱燕開始爭辯：“我不是去乞討，我是去撿垃圾。”但同學們沒有理會她的辯解，第二節課后，仍然嘲笑著她。

　　朱燕的成績很好，曾是班長。最讓她難過的是，不僅僅其他同學嘲笑自己，就連從前和她最要好的同桌也開始對她兇了。朱燕說，班上的老師沒有多說什么，但因為她外出乞討，被老師罰將一整本語文課本背下來。

　　2月16日早上，朱燕以肚子疼為由向老師請了1天假，其實她并沒有肚子疼。“我回來以后，就不想讀書了。”朱燕說起自己行乞的經歷時，頭埋得很低，眼眶發紅，聲音越來越細。然而，說起這句話時，卻突然把聲音放得很大，顯得理直氣壯，哪怕她剛剛還說想讀大學。

　　對于朱批福家的房子，外人一度以為是靠行乞的收入蓋的。朱批福一家認為很冤，為了蓋這棟房子，朱批福負上了8萬元的債務。

　　“向銀行貸款3萬元，我伯伯借了4萬元，我爺爺借了1萬元。”朱燕用哈尼話問過爸爸后，轉過頭來用普通話對記者說，房子是2009年4月落成的，蓋房沒請過一個工人，所有活都是朱批福夫妻倆做完的。朱批福的大哥在河口，朱批福夫婦倆常在河口幫人收香蕉或打零工，多年來攢下了1萬多元。

　　朱燕說，不久前牛紅村一些人跟朱批福說，到貴陽可以做生意掙大錢。于是朱批福帶著妻子和她來到貴陽。到了才知道，村里人所說的大生意是擦皮鞋和撿破爛。1300多元，這就是朱批福一家在貴陽15天的收獲。他們說，去貴陽的初衷，不過是想掙點錢把欠債還上一些。

　　經歷了這次的事情，朱批福不想再上貴陽。他說，可以像以前一樣，到河口或者元江打點散工。

　　調查

　　餓出來的“行乞鄉”

　　雖然朱批福并非為乞討而北上貴陽，但很多行乞人員出自垤瑪鄉是不爭的事實。2月11日，貴陽記者和警方調查發現，貴陽的22名行乞兒童均出自垤瑪鄉，此前的2月6日，昆明市官渡警方對轄區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排查，帶回36名流浪乞討人員都出自垤瑪鄉。

　　于是，垤瑪鄉被冠上了“行乞鄉”的名號。其實，垤瑪鄉外出行乞風氣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了。

　　垤瑪鄉地處紅河、元江、墨江三地交界，是一個遙遠的哈尼族山寨。隨處可見的泥坯房，躺在地上就睡覺的孩子，路上隨意跑動的黑色小耳朵豬，這一切無不顯示著這些村莊的貧窮。

　　1987年開始，因為糧食不夠吃，垤瑪鄉許多人紛紛外出乞討。“那個時候，每年人均口糧才150公斤， 人均年收入才114元。”垤瑪鄉現任鄉長唐斗們說，垤瑪鄉外出行討最多時甚至多達數百人。

　　“沒辦法呀，肚子餓沒飯吃，不出去乞討就會被餓死。”有村民這樣說道，那時候的行乞叫做“討飯”。村民隔三差五跑到周圍的思茅、元江、紅河等地討點糧食，平時仍在家干農活。

　　上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打工潮并沒有影響到這個偏遠的山村，至今，村民仍然以在家種地居多。隨著雜交水稻、雜交苞谷的推廣種植，村民們的收益開始增多，越來越多的村民已經不用再靠到外鄉行乞來吃飽飯，行乞的風潮漸漸衰落。

　　雖然行乞風潮大不如前，但仍有部分人常年在外行乞，垤瑪鄉河瑪村的段牛沙就是其中之一。在貴陽警方對流浪行乞人員的排查當中，還沒有查到段牛沙，他已經跑回家了。

　　段牛沙家里有一棟3層的樓房和一輛摩托車，在村里人看來已經算富裕。他有3個孩子，大兒子有智障，為此他拿到第三胎的準生證。如今，女兒段萍(化名)已經上初一。同學們都知道，每年寒暑假，段萍的父母都帶著她和弟弟到外面乞討，但因為她能買得起大家都買不起的糖吃，穿的衣服也是班上最好的，所以所有同學都沒人敢笑話她。她的同學也從她的口里聽到一些行乞的細節：如果她每天討不夠100元錢，她就會挨打。

　　段牛沙的小舅子朱哈生也帶著妻子和3個兒女在貴陽行乞。朱哈生的二姐朱哈依、妹妹朱哈農一家也都在貴陽行乞。像段牛沙家庭這樣的多個家庭一起外出乞討的現象在垤瑪鄉并不多見。外出行乞的人，多以一個家庭為單位，父母在寒假、暑假帶著自己的子女外出乞討，大多像朱批福一家三口一樣分工合作。當然，也有一些人成為兒童乞討的組織者，夫婦二人帶著自己的孩子，另外還帶上幾個別人的孩子，朱燕在公園所遇到的姐姐的父母便是如此。

　　措施

　　家長帶孩子外出須報告

　　屢次接到公安機關核實村民身份的電話以后，垤瑪鄉鄉長唐斗們極為惱火。聯系上在外的村民后，唐斗們發出限制令：在16日以前必須回到村里，不許再外出行乞，如果16日還沒回到村里，那么村里的一切福利和優惠措施都將從他們身上消失，甚至還要懲罰。

　　這個限制令非常有效，50多名在外行乞的村民全部在規定時限內回村。

　　在唐斗們看來，近幾年村里經濟一直在發展，溫飽已經不再是問題。在現在的垤瑪鄉，外出行乞已經是沒有必要的事情。唐斗們說，通過多年的產業結構調整，該鄉的糧食從一年一收變成了一年兩收，畝產量基本上能夠達到600公斤，而新發展的6500畝冬季蔬菜種植基地，每畝的年產值上萬元。“如果一個家庭有三四畝水田，每年收入五六萬元根本不是問題。”此外，茶葉的種植、核桃、龍膽草及草果的種植也能為村民帶來不少的收入。唐斗們說，如今垤瑪鄉人均年收入可以達到3600元以上。

　　“這是受當年行乞風潮的影響，不勞而獲的思想在作怪。”唐斗們說，今天村民們外出行乞與當年因為吃不飽飯外出行乞的性質已經截然不同。

　　為了阻止垤瑪鄉的大人帶著孩子出去行乞，垤瑪鄉1月30日出臺了一個《垤瑪鄉流浪乞討人員管理辦法》，還成立了一個“垤瑪鄉流浪乞討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唐斗們表示，以后垤瑪鄉將采取嚴厲的措施，限制大人帶著孩子外出行乞，包括跟家長、跟學校的老師，甚至是跟班車的司機簽訂協議，一旦發現大人帶著孩子外出立即報告，家長要能證明孩子要到哪里去做什么才能給予放行等。

　　發現這個“行乞鄉”也許并不是壞事。雖然“行乞鄉”這個名號并不好聽，但也讓大家看到了這里的貧窮。紅河州委宣傳部部長伍皓日前發微博關注了垤瑪鄉，表示要建立一個垤瑪鄉行乞兒童專項救助基金，并從根本上系統解決垤瑪鄉的貧困問題。

　　官方的關注，或許是垤瑪鄉的一個轉機，我們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垤瑪鄉將脫去“行乞鄉”的帽子，以一副嶄新的面孔出現在大家的面前。(云南信息報 龐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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