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者在參觀紀念館 阮忠/攝

　　紀念館外雕塑 阮忠/攝

　　□每隔12秒，一滴水就從高空落下，掉進黑色的“水面”。 這意味著，30萬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在那場持續(xù)6周的浩劫里，每隔12秒就有一個生命消失。

　　□許多參觀者在夏淑琴“家”外，隔著窗戶默默地擦眼淚，“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殺不再只是課本里那個冰冷的30萬數(shù)字，而是一個個的個體在那場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說。

　　□我又何嘗不是“和平時期的笨蛋”呢？除了滿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萬，我又對戰(zhàn)爭了解多少呢？

　　我決定去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看一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觸發(fā)這趟尋訪的是一條微博。北京時間4月15日凌晨，日本熊本縣發(fā)生6.2級地震，網(wǎng)上一片嘲諷，紀念館卻在當晚出人意料地發(fā)了一條祈福微博：

　　“侵華戰(zhàn)爭時，由熊本人組建的日軍第六師團和第一零六師團均是侵華主力，其中第六師團更是南京大屠殺元兇。而今晚，我們想告訴你日本熊本縣日中友好協(xié)會的故事：他們二十多年來堅持每年來我館吊唁遇難的南京同胞……此刻，我們掛念著日中友好協(xié)會的朋友們，你們還好嗎？”

　　其實，這個選題在我接手以前，已被足足擱置了一個多月。新聞翻新的速度太快了，在我都快忘記這條微博時，男領(lǐng)導(dǎo)標志性的高亢嗓音又冒出來了，“聽說來紀念館參觀的外國人中，人數(shù)最多的是日本人。”

　　有一根心弦被撥動，自己似乎觸到了一個和“手撕鬼子”“金陵十三釵”“滿屏鮮血亂噴”不一樣的歷史時空。

　　開往南京的高鐵上，學(xué)了3年文科高中加4年文化產(chǎn)業(yè)本科的我，拼命調(diào)動著自己關(guān)于南京大屠殺殘存的記憶，卻發(fā)現(xiàn)空空蕩蕩。

　　4個多小時過去了，腦子里依舊只有一個冰冷的數(shù)字——30萬。

　　“12秒”與30萬人

　　走進紀念館之前，我一直在想：30萬人是什么概念？

　　30萬，或許是把地鐵車廂擠成沙丁魚罐頭的上班族，又或是當年和自己“爭奪”全省5000個一本名額的四川老鄉(xiāng)。

　　我從未想過，這個數(shù)字會以一面墻的形式出現(xiàn)。

　　那是一面高12.13米、長20.08米的檔案墻，踮起腳尖大概也只能觸摸到第二排的位置。密密麻麻的檔案夾塞滿了黑色的檔案墻，隨手取下一本翻開，上面寫著姓名、年齡、家庭情況，以及死亡經(jīng)過。

　　這面足以擋住人全部視線的墻，有一萬多份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及幸存者資料。把這一切看完，至少需要一個月。

　　可紀念館保管研究處副處長袁志秀說，相比30萬的數(shù)字，“這里并不足以展陳所有的資料”。檔案墻已從地下一層直插地上一層，甚至撐滿了整面墻壁，也只放得下1萬多人的資料，還有更多的遇難者資料，無法展現(xiàn)。

　　許多來自以色列的參觀者會在這里久久停留，不愿離去。他們很少有人看得懂中文，但撫摸著那些白紙黑字，眼淚總會一下子涌出。因為，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也有這樣一面檔案墻。

　　紀念館的研究人員盧彥名曾到訪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館內(nèi)一處玻璃地板下，擺放著成百上千雙鞋子，鞋子尺碼不同、造型各異。唯一相同的是，它們都是從滅絕營的尸體堆里扒出來的。

　　叮咚，叮咚，擁擠的紀念館里，水滴落下的聲音異常清晰。在占地面積10萬平方米的紀念館的一個角落，每隔12秒，一滴水就從高空落下，掉進黑色的“水面”。墻面亮起一盞印著遇難者遺像的燈，幽藍色的光隨即熄滅。

　　如此，循環(huán)往復(fù)。一張張五官不同、年齡相異的面孔挨個點亮，再挨個和黑色的墻面融為一體。

　　提起南京大屠殺，誰都知道有30萬遇難者，可很少有人清楚，在那場持續(xù)6周的浩劫里，如果以秒來計算，每隔12秒就會有一個生命消失。這是“12秒”的設(shè)計初衷，“讓30萬遇難者的遭遇回到每一個個體的遭遇”。

　　那一刻，30萬變得那么具體，又那么心痛。

　　我在“12秒”前站了好幾分鐘，腦子里一直是自己做過的種種規(guī)劃，20歲當記者，30歲周游世界，40歲關(guān)注養(yǎng)生，似乎生命本該擁有七八十年的綿長，而非炮火里那般脆弱。

　　來自美國的飛虎隊成員的兒子麥克唐納先生站在這里，閉上眼安靜地聽了兩分多鐘水滴聲，事后他說，在這些叮咚聲中，他能感受到“父親當年目睹了中國人遭受了什么樣的苦難”。

　　30萬同樣是一個個家庭的劫難。

　　在展廳地下一層的逼仄空間里，我很難去忽視那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透過窗戶望去，臥室里橫七豎八躺著幾個已經(jīng)“死去”的大人，隔壁的屋子，兩個小女孩蓬頭垢面，臉上盡是黑色的污漬，她們縮成一團，小心翼翼地扒拉著家里僅剩的鍋巴。

　　這是南京大屠殺時，幸存者夏淑琴和妹妹真實的經(jīng)歷。　 屋外的屏幕中，如今年過八旬的她依然在一遍遍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

　　許多參觀者在夏淑琴“家”外，隔著窗戶默默地擦眼淚，“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殺不再只是課本里那個冰冷的30萬數(shù)字，而是一個個的個體在那場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說。

　　表現(xiàn)戰(zhàn)爭的殘忍，不一定要用血腥的場面。在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安妮日記》黑白照片中，安妮兩只手交疊放在桌上，嘴角彎著，露出少女青澀的微笑， “比起血腥的場面，這樣的微笑更讓人難受。”盧彥名說。

　　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玻璃墻柜，不見血腥的照片和影像，卻放滿了數(shù)不清的首飾和眼鏡。它們都是從集中營帶回的，器物的主人已無法探知年齡、性別、成長環(huán)境，唯一知曉的標簽是“已死亡”。

　　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黑暗甬道里，我打算繼續(xù)前行，卻差點兒打個踉蹌。仔細一看，才發(fā)現(xiàn)地面是起伏不平的。講解員許晶晶告訴我，不平坦的路也是設(shè)計這個場館的理念之一，因為在那個年代，有關(guān)戰(zhàn)爭的一切，“都是壓抑而坎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