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3日早高峰時間段，沈陽地鐵1號線青年大街站站臺，一名74歲的老人在人群中因擁擠而摔倒。老人對涉事人說：“我有老保，我不訛人”。

　　中新社記者 孫昊聲攝

　　近日，一則新聞再度引發輿論熱議。江蘇徐州的“90后”小伙，主動扶起一名騎車摔倒的男子并送醫治療。誰料對方倒打一耙，誣稱小伙撞人。交警多方查閱監控錄像，才還小伙清白。

　　近年來，由“扶不扶”引發的新聞熱點，時常刺激公眾神經。好人伸出援手卻遭遇“碰瓷”訛詐的事件，以及雙方各執一詞、輿論頻頻反轉的“羅生門”，讓“扶不扶”“幫不幫”成為拷問社會道德的難題。

　　為保護善意、激活社會的正能量，多地出臺法規，保護現場醫療急救行為，這些法規被輿論稱為“好人法”。從本月起正式實施的《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更是提出“社會救急免責”的原則。

　　“好人法”是否能夠為好意救助者撐起保護傘，激發社會的互信互助？國家該如何從法律和道德的角度重建見義勇為、出手相救的社會美德？

　　急救免責鼓勵大家救

　　從草案頒布到審議，《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下稱《條例》)持續引發各界關注。原因在于，《條例》指出，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對患者造成損害的，依法不承擔法律責任。

　　具體而言，《條例》規定，市民發現需要急救的患者，應當立即撥打“120”專線電話進行急救呼叫，可以在醫療急救指揮調度人員的指導下開展緊急救助，也可以根據現場情況開展緊急救助，為急救提供便利。

　　而對參與急救的好人，《條例》并未設置急救技能上的門檻。上海市衛計委表示，《條例》鼓勵和倡導普通市民參與緊急現場救護活動。

　　事實上，在上海之前，北京、深圳、杭州等地都曾出臺鼓勵市民參與急救的“好人法”，明確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但“社會急救免責”的表述，還是首次出現在地方性的“好人法”中。

　　“社會急救免責”的意義何在？有專家指出，很多國家已有相關法律條文，對于積極參與救治者免責，但我國目前還沒有相應的法律條文。通過地方立法鼓勵和倡導救助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消除施救人的后顧之憂，折射出公共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升級。

　　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殷嘯虎認為，要從法律上鼓勵和保護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等“好人”行為，在目前尚不具備國家立法條件的情況下，由各地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地方性法規是可行的。上海、深圳等地的實踐，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好頭。

　　不過，上海“好人法”并未對“碰瓷”訛詐等行為作出規定。而在北京、深圳等地，已經在這方面做出嘗試。

　　例如，將于明年3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明確，患者及其家屬不得捏造事實向救助者惡意索賠；因惡意索賠侵害救助者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北京市有關負責人表示，在條例審議和征求意見期間，由于害怕擔責而無人施救街頭突發病癥者，以及好心人出手相救反遭誣陷的現象被廣泛提出，多數意見認為，立法應當鼓勵并保護好心人，同時讓惡意誣陷者承擔法律責任。

　　而從2013年就開始實施的《深圳經濟特區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則提出，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實、誣告陷害而發生費用的，有權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償。請求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及時提供援助。

　　懲惡揚善解決“不敢救”

　　面臨“扶不扶”和“救不救”的選擇時，施救者最糾結的是“不敢救”。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被媒體廣泛傳播后，該案幾乎成為“社會道德滑坡”的符號。多地的類似事件，都被貼上了“彭宇案”的標簽。然而，就在2012年，彭宇公開向媒體承認，自己確實碰撞了老人。從“彭宇案”到“扶老人”引發的爭議案件，無論真相如何，類似事件正在消耗社會正氣，也讓很多好人面臨道德選擇時知難而退。

　　“好人法”的出臺，無疑具有示范作用和指標意義。但如何在實際操作中落實，才是引導“好人回歸”的關鍵。

　　有專家指出，在“扶不扶”的抉擇中，救助者可能面臨兩種法律風險：其一，如果沒有目擊證人或現場監控，被救助人主張救助人是事故的制造者，要求救助人承擔全部責任；其二，被救助人主張救助人處理不當，加重其傷情，要求救助人承擔加重部分的責任。

　　對此，各地“好人法”提出的“追究惡意索賠”“社會急救免責”等原則雖然具有針對性，但在實踐中尚缺乏具體細則，法律條文有待細化。

　　殷嘯虎表示，應當在立法內容上明確“好人”的免責條款和救助條款，明確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助人為樂、見義勇為者可以免除其責任。而對于一些非確定法律概念引發的責任，應當作出有利于“好人”的價值判斷。

　　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澤剛認為，被救助人僅僅表示“救助人”就是“致害人”而索要賠償，既難以證明這樣做嚴重侵害他人名譽，也難以評價為客觀上的誣陷、誹謗。因此，實踐中尚未出現此類事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先例。

　　專家認為，從“以儆效尤”的角度來說，除了通過民事訴訟回擊“碰瓷”行為外，還應通過其他社會救濟途徑補缺。例如，地方立法機構可出臺相關規定，將訛詐行為記入個人信用系統，提高對違法違規行為的威懾力。此前，深圳救助人保護權益規定就明確，被救助人誣告陷害救助人的，處理機關應當將處理結果通知公共征信機構，錄入個人信用記錄系統。

　　而從“賞一勸百”的角度而言，還要大力逐步健全正面獎勵見義勇為的相關法規。例如上海“好人法”就作出規定，鼓勵社會組織通過商業保險、獎勵等形式，支持和引導市民參與緊急現場救護。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建議，也可以設立救助基金保障好人出手相助，一旦出現法律適用爭議問題，由救助基金來彌補損害。

　　技能普及解決“不會救”

　　相對于“不敢救”的復雜心理，“不會救”的難題看上去并不難解。然而，急救能力不足正是目前制約好人出手相救的掣肘之一。

　　中國公民在急救知識普及方面還遠遠落后于許多發達國家。數據顯示，歐美發達國家公眾施救普及率比較高(美國高達85%、法國為40%、新加坡為30%)，但中國的普及率還不到5%。而公眾急救技能普及率與“是否愿救”的意愿密切相關。例如，被稱為“美國好人法”的《好撒瑪利亞人法》由于出現的時間較早，通過“免責式保護”為好人松綁。通過法律的保護式鼓勵讓公眾急救技能的普及率得到了極大提升。

　　“好人法”的出臺，一方面是為現場急救兜底，更大意義在于促進民眾急救技能的提高，以及醫療急救設備的普及。這也是避免見義勇為“好心辦壞事”的必要途徑。

　　時間就是生命。醫療行業人士指出，像心跳驟停等緊急情況，留給急救的時間非常短。如果6分鐘內進行急救，才有較高的救回可能。因此，身邊的民眾能否在第一時間內正確施救非常重要。

　　今年6月29日晚，天涯社區副主編金波在下班回家途中，于地鐵站里突然暈倒。盡管現場多名群眾對其進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復蘇，地鐵工作人員也叫了急救車，但34歲的金波還是因突發性心臟病去世。事后，有網友分析視頻指出，現場的急救并不專業，并且地鐵站內沒有AED(自動體外除顫器)。

　　專家表示，提高公眾急救技能并不難，現在的急救知識培訓難度不大，也不會耗費太長時間。但目前我國尚無針對公眾的完善急救培訓體系，公眾獲取急救知識的途徑普遍缺乏規范化和常態化。

　　除此之外，被稱為救命“神器”的AED，普及率同樣少得可憐。被稱作“傻瓜電擊器”的AED，可以使心臟復蘇成功率提高2—3倍，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數據顯示，我國目前配備的AED設備數目不超過1000臺，并且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海口等城市。因此，絕大多數民眾都沒有聽說過AED，更遑論掌握使用方法了。

　　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上海市明確規定，今后在交通樞紐、學校、景區等人員密集場所，必須配備急救器械。而在配置有AED等急救器械的場所，即使沒有醫療執業證，只要認為自己有技能可以操作AED，就可以開展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