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頻“秀下限”平臺淘汰為期不遠

　　雷霆查處之外應建黑名單共享機制

　　□　本報記者　張維

　　網絡直播中近期出現的各種“秀下限”行為,正在引來監管部門新一輪的嚴查嚴處。

　　5月24日,從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與文化部傳來對網絡直播平臺的專項整治消息:全國共對十多起網絡直播平臺傳播淫穢色情信息案進行了刑事立案偵查,關停10家網絡表演平臺,行政處罰48家網絡表演經營單位,關閉直播間30235間,整改直播間3382間,處理表演者31371人次,解約表演者547人。

　　這場針對網絡直播的查處風暴,能否遏制住網絡直播自興起以來就伴隨著的亂象?多位專家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執法力度仍顯不夠,而在政府監管之外,平臺責任也亟待落實與加強,黑名單須在平臺之間共享,以防止不法主播被封號后另換平臺的做法。

　　受人追捧的“熱門行業”

　　網絡直播,是近兩三年快速發展起來的一種互聯網新業態,其發展態勢可謂是“風生水起”。在一臺電腦一個賬號就可以成就一個主播的便捷生產方式下,越來越多的企業與個人參與其中。

　　2016年被稱為中國的“網絡直播元年”。從這一年開始,我國網絡直播出現爆發式增長。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39次全國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3.44億,占網民總體的47.1%。

　　網絡直播日益成為受人追捧的“熱門行業”。據統計,目前整個主播產業的專職和兼職從業人員可能達到400-500萬人。主播門檻低、成本小、收益高等,吸引了大量期望“成名”“致富”的草根進入這一行業。

　　越來越多的資本對網絡直播投以青睞,直播平臺市場日漸繁榮:有以YY為首的傳統秀場,有類似映客、花椒的泛娛樂直播,有以斗魚、熊貓為例的游戲直播。來自大數據平臺艾瑞咨詢的調研報告顯示,目前已經有超過30家直播平臺宣布完成融資,累計融資額突破50億元。

　　利益裹挾之下的亂象

　　作為一種新的營銷模式,在利益因素的裹挾之下,網絡直播行業出現了諸多亂象。僅近期,就已有多起涉及網絡直播的極端事件發生。

　　例如,五一期間,有網絡主播自稱“躲過故宮看守人員清場,夜宿故宮慈禧太后的寢宮”,制造了一系列懸疑恐怖的氛圍,突然間戛然而止的畫面更是讓人毛骨悚然。然而故宮博物院迅速查明,實際上這不過是一場“鬧劇”,直播中的地點不是故宮博物院,而是懷柔的一家影視基地。

　　更為轟動的還有在此之前的“黃鱔門”事件,為了“博眼球”,女主播琪琪直播與黃鱔的“不可描述之事”,一夜爆紅。

　　“網絡直播是關注度經濟、粉絲經濟,為了讓更多的粉絲關注自己,獲得更多打賞,主播是愿意去觸碰法律與道德的下限的。”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據他的觀察,目前網絡直播中至少80%以上的是沒有什么實質性內容的,主播們的學歷多不超過高中,大部分都靠炒作、罵人、色情及一些聳人聽聞的東西等獲取關注。“真正靠才藝,或是對知識的分享,是很少的,這并不符合網絡直播應有的分享經濟精神。”朱巍說。

　　監管查處呈雷霆之勢

　　對于一些網絡直播不斷挑戰法律與道德底線的亂象,監管部門開始出重拳整治。

　　國家網信辦今年4月2日發布,“紅杏直播”“蜜桃秀”等18款直播類應用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經核查取證后國家網信辦會同有關部門依法依規在應用商店下架并關停這些直播類應用。這些直播類應用缺乏內容安全審核機制,一些主播利用這些平臺大肆傳播違法違規內容。有的網絡主播身著軍隊警察制服,佩戴軍銜警銜臂章等；有的衣著暴露、行為極具挑逗性；有的直播發布私人微信、QQ,誘導粉絲至社交平臺進行色情交易等。

　　4月18日,北京市網信辦、公安局、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聯合約談今日頭條、火山直播、花椒直播,因上述網站涉嫌違規提供涉黃內容,責令限期整改。其中,火山直播、花椒直播被立案調查,對于達到追究刑事責任的直播發布者,將被移送公安機關查處。

　　5月24日,文化部公布了針對近期網絡表演市場內容違規行為多發的問題集中執法檢查和專項清理整治情況。其中,就包括督辦虛假故宮直播查處工作。

　　同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發布了網絡直播平臺專項整治進展和案件查辦情況,目前,全國共對十多起網絡直播平臺傳播淫穢色情信息案進行了刑事立案偵查。

　　平臺也須“壯士斷腕”

　　一方面是監管部門雷霆之勢的嚴查嚴處,另一方面是直播平臺的“頂風作案”。在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占領看來,其中原因仍有目前網絡直播涉黃執法相對不足的問題。

　　在嚴格執法的同時,不能忽略的還有加強直播平臺的管理責任。根據官方通報,查處的直播平臺和推廣平臺未能有效履行主體責任,在信息審核、應急處置、技術保障等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在直播內容、用戶分類管理、真實身份信息認證、處理公眾舉報等方面存在重大管理漏洞。

　　作為與主播利益捆綁在一起的平臺,“不愿意去管理,因為對于主播在直播過程中所獲得的打賞,平臺有一半的比例分成。”朱巍說。在他看來,解決之策首先在于落實好相關法律規定。

　　去年12月實施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早已對平臺的責任予以明確: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落實主體責任,配備與服務規模相適應的專業人員,健全信息審核、信息安全管理、值班巡查、應急處置、技術保障等制度。

　　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要求,網絡直播、論壇、微博等信息服務提供者應加強從業人員、信息安全、平臺用戶管理,依法依規提供新聞信息服務。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從業人員應在取得相應資質,接受專業培訓、考核后持證上崗。

　　趙占領說:“身份審核能否落實,關鍵取決于平臺把關是否嚴格,尤其是不少涉黃直播往往采取更換馬甲等多種方式規避監管。對于有意謊報者,甄別難度依然很大。另外,即便在某一平臺被封號,涉黃主播也可能更換平臺繼續色情直播。”

　　專家們均建議強化落實黑名單制。“一個主播被封號了,他根本不怕,到另外一個平臺繼續賺錢,而且還帶走不少粉絲。這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效果,所以平臺之間應共享黑名單制度。”朱巍說。

　　朱巍表示,互聯網直播行業正在轉型,轉型中將會有大量的淘汰,這種淘汰在一年內應該就會發生。“在轉型階段,平臺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不能只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應有危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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