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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能否繼續帶頭深度減排，能否拿出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將是哥本哈根大會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在《2008年人類發展報告》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描述了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嚴重威脅：氣溫上升，旱災日頻，缺水人口大幅增加；洪水和熱帶風暴造成數億人流離失所；……報告稱：“制定2012年后的世界減排計劃可以說是我們拯救地球的最后機會了。”
為期12天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五次締約方會議，12月7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開幕，有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參加，主要議題是就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后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安排等問題進行談判。
巧合的是，近日在全球熱映的著名導演羅蘭·艾默里奇的災難大片也叫《2012》。雖然對影片“世界末日”的說法不必當真，但其極致展現的地球災難卻值得身處這顆星球上的所有人警醒和反思。
協調行動依然困難
《2008年人類發展報告》的描述與羅蘭·艾默里奇2004年的影片《后天》的內容如出一轍。《后天》講述的是溫室效應使全球變暖，氣候發生突變，氣溫驟降，地球陷入第二次冰河期，龍卷風、海嘯和暴風雪接踵而至，人類陷入了一場空前的末日浩劫。
這并不完全是科幻片的虛構。有消息稱，該影片題材源自美國國防部提交給白宮的一份秘密報告《氣候突變的情景及其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意義》，報告中提到全球氣候變暖在未來20年內將引發人類浩劫。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很推崇該片，并評價說：“盡管它是一部科幻電影，但其內容卻以大量科學事實為基礎。”
目前，在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科學認知方面，雖然還存在一些分歧和質疑，但全球關于氣候變化的主流觀點已經趨向一致，即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且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
在這方面，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評估報告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07年發布的第四次評估報告，在國際上引發了新一輪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該委員會還因此榮獲了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
IPCC的報告強調，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行動刻不容緩，能否減少全球變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類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在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投資。
但是，在日前發布的“2009年氣候變化綠皮書”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氣象局的專家指出，有三大因素影響國際氣候談判，分別是科學認知、政治意愿和經濟利益，顯然后兩大因素面臨著更大障礙。
從政治意愿來看，國際氣候談判在姿態上是高調頻彈，涉及到具體目標卻多舍近求遠。對“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2度以下”這一長遠目標反對者寡，但在中期目標上，發達國家對巴厘路線圖所要求的2020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減排25%～40%卻或避而不談或大打折扣，甚至拋棄《京都議定書》，要求發展中國家也承諾減排目標。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確定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承擔主要的溫室氣體減排責任，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應的減排技術和資金。
綠皮書指出，發達國家極力反對中期深度減排，所擔心的是當前需要付出的減排成本；發展中國家難于參與承諾中期減限排目標，要求維護的是其必要的發展空間，國際氣候談判背后的經濟利益格局復雜，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歧嚴重。因此綠皮書認為：“一場各種政治力量的激烈較量在所難免。”
哥本哈根大會第三天，一份發達國家“暗箱操作”的協議草案引發了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抗議。這份由東道主丹麥牽頭，并與一些發達國家商談后拋出的協議草案，背離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甚至本末倒置地為一些發展中國家設置了減排義務，并且弱化了發達國家提供資金的義務。
代表77國集團和中國發言的蘇丹外交官盧蒙巴·迪亞平對此提出抗議：“對發達國家，我要說，這是你們需要的協議，不是我們需要的！”
前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談判代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鄒驥教授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說，由于各方立場相距甚遠，哥本哈根大會困難重重。
兩大關鍵問題
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談判代表、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呂學都日前指出，發達國家是否能夠繼續帶頭深度減排，是否能夠拿出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將是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環境發展研究室主任陳迎也認為，公平合理地解決減排的目標和資金問題是本次會議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發達國家應將減排目標法律化，“不白紙黑字寫入法律文件中，發展中國家不會同意。”在資金方面，發展中國家強調三個形容詞“規模更大，更穩定，可預見的”。
在發達國家中，由于美國在溫室氣體減排問題上態度比較消極，歐盟一向標榜要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充當領頭羊，此次，歐盟在大會上提出，將視其他國家的承諾情況決定是否把減排目標從20%提高到30%。
歐盟談判代表12月8日下午在氣候大會的一個發布會上，還公然拿中國與歐盟的減排目標做比較。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氣候談判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蘇偉表示，歐盟把自己應承擔的國際義務和發展中國家所提出的國內自主行動目標相比較“有點不厚道”，此外歐盟現在提出的所謂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0%到30%的目標，與發展中國家要求其減排40%的目標也相差很遠。
瑞典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和環保組織地球之友12月9日在哥本哈根聯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可能會讓歐盟“很尷尬”。該報告說，到2020年，歐盟應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至少40%才足以幫助避免氣候變化至危險水平，并償還多年大量排放所欠下的“氣候債”，而且對歐盟來說也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負擔得起的”。
陳迎指出，從歐盟10月30日發表的一份新文本的立場來看，歐盟意欲加強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領導地位，在哥本哈根大會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歐盟在文本內總是強調“所有國家”和“有條件的”，以模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并暗示只有其他國家跟上，才能達成全球性協議。
歐盟還在資金問題上“模糊化”，文本抹掉了150億歐元資金援助的數字。此外，文本內容強烈跟貿易措施掛鉤，歐盟非常可能在大會上再提貿易措施，并視大會結果在會后啟動貿易措施。陳迎強調，在碳關稅問題上，歐盟比美國提得更早，走得更遠。
會前，美國、中國和印度等國相繼宣布了各自的減排目標，被視為給并不樂觀的哥本哈根大會帶來了“一些積極信號”。
對于中美兩國相繼提出減排目標，鄒驥對本刊記者表示，雖然美國的目標和預期的還差很遠，也與美國的歷史責任不符，但中美兩國的行動表明，大國試圖推進哥本哈根進程獲得一些進展，這是好事。尤其是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顯示出誠意和積極的行動，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
哥本哈根之后
盡管哥本哈根大會還沒有閉幕，但國際社會更多地將眼光瞄準了大會之后，認為真正的談判可能在“后哥本哈根”時代。
2010年，全球還將召開兩次國際氣候會議，屆時國際社會可能會進一步細化應對氣候變化的一攬子方案。
此外，哥本哈根談判的是2012～2020年的中期目標，2020年后的減排具體安排的談判今后也將提上日程。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訪問的專家也表示，哥本哈根大會之后，圍繞氣候變化問題還有更長更艱難的路要走。
鄒驥認為，哥本哈根大會在一些一般性的問題上可能達成一些共識，但更多的問題還要從長計議，例如發達國家減排目標、資金和技術問題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等。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所副所長趙宏圖形容這是“一個沒有終點的過程”。哥本哈根大會最可能的是實現政治性框架協議，要如預期達成后《京都議定書》安排可能性不大，因此哥本哈根會后還需要面對很多問題，他說。
趙宏圖對本刊記者說，雖然哥本哈根大會的結果可能不如預期，但應該看到這些年來關于氣候談判的進程還是取得一些進展的。從這一兩年來看，有關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的密度和國際協調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等有關國家的表態也更進了一步。
“往前走就是進步”，趙宏圖說：“哥本哈根不是終點，更多是一個新的起點。”
根據氣候變化綠皮書的分析，漫長的后哥本哈根之路將面臨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如果哥本哈根大會能達成框架性的政治協定，在接下來的幾年，需要進一步就各方面的技術細節進行談判，深化完善。
二是執行。一旦締約方談判完成哥本哈根協定的技術細節，還需要各國政府正式批準，使其生效。
三是創新。2020年以后的國際減排協定面臨啟動談判進程。屆時，發達國家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所有締約方的國際減排協定；許多較為先進的發展中國家，例如早已成為富國俱樂部成員的韓國、墨西哥和新加坡，甚至發展中大國中國、巴西、印度，也要以某種形式參與全球減限排的承諾。
世人期待著哥本哈根大會能就攸關人類未來生存和發展的挑戰作出抉擇，能讓哥本哈根(Copenhagen)變成全球新一輪應對氣候變化的“希望之本(Hopenha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