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承森繪
今年1月21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集中刊發六篇一組的“國家資本主義”專欄文章。同月，瑞士達沃斯論壇期間也組織了一場關于資本主義的辯論。這些文章和辯論傳播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即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和新加坡等國搞國家資本主義，借助國有全資公司、國有控股或參股公司、國家主權基金以及國家支持的私營公司等，積極并購外國企業，爭奪資源。這些國家熱衷于自主創新等經濟活動，嚴重威脅到西方“自由資本主義”。
亂貼“國家資本主義”標簽，不僅是為新自由主義危機辯護，還有壓制競爭對手，創建有利于己的新游戲規則等多重考慮。
1.借“國家資本主義”之名，為新自由主義辯護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為轉移世人對西方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持續經濟危機的視線，試圖將危機的成因部分歸咎于新興經濟體的“國家資本主義”。眾所周知，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本身已經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路處境艱難，建立在私人占有、資本逐利基礎上的壟斷資本主義無法應對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良性發展。但在國際金融危機初發的2008年10月，針對國家影響越來越大、市場自我調節作用逐漸萎縮的現實，《經濟學家》雜志在《懸崖邊的資本主義》一文中還信誓旦旦地表示：盡管在短期內捍衛資本主義需要政府干預，但在過去一個半世紀里，資本主義已經向幾十億人證明了自己的價值；資本主義發達的地區經濟繁榮，而它失勢的地方則遭受痛苦。不過，現實的發展打破了這一樂觀估計，不改革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政府干預難以從根本上緩解西方社會的危機。
近年來，被國際輿論稱之為“歐豬國家”的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西班牙接連發生嚴重的債務危機，預示著歐洲實行的財政緊縮模式難以維系。但“國家資本主義”論者卻說：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危機恰逢一種強大的新型國家資本主義在新興市場興起，自由資本主義的危機因強有力的替代者——“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而顯得更加嚴重；國家資本主義在發展中，現金充足，而西方國家危機又給它壯了膽。而現實情況卻早已證明，發展較快的“金磚國家”等不僅沒有導致和加劇西方國家危機，恰恰相反，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經濟社會的較快發展還在相當程度上拉動了世界經濟的復蘇，緩解了西方的各種危機。顯然，這些論者在羨慕他國發展的同時又加以栽贓，以此掩飾西方國家自身無力緩解危機的窘境。
西方某些輿論熱炒“國家資本主義”概念的另一層意圖，是將西方國家陷入危機歸因于自由放任的西方資本主義，而不是私有制占主體這一普遍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這種觀點，在一些清醒的西方學者眼中是被否定的。茲舉一例：尼爾·弗格森在為美國《時代》周刊撰寫的《我們都是國家資本主義者》一文中就認為，將中美之間的競爭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全球制度競爭，過于簡單化，也是錯誤的；中國成功的關鍵并非在于政府控制經濟，而在于自由市場力量；因而必須避免將國家資本主義普遍化，這個概念不比過去馬列主義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更好。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試圖制造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對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惡果辯護，進而繼續維護國際壟斷資本和各國壟斷寡頭(尤其是金融壟斷寡頭)的狹隘利益。他們斷言：隨著新興市場國家越來越強大，美國越來越收斂，歐洲從內部分崩離析，二十國集團取代七國集團的位置，中國這個“國家資本主義軸心國”在意識形態領域正在獲得越來越大的優勢，中國的經濟模式優于美國，將使自由市場原則和信仰受到挑戰；國家資本主義在東方的崛起，可能鼓勵西方出現效法者，進而使西方公司越來越擔憂。實踐證明，這種辯護手段難以奏效。目前，占1%的西方大壟斷資產階級推行的新自由主義，不僅受到本國99%人民的反對，而且損害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權益。為此，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進步輿論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訴求和呼聲非常強烈。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之爭的背后，是掌握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話語權的發達國家罔顧這些訴求和呼聲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