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人口密度約為中國的3倍。雖然國土面積小、人口密度大，但日本通過科學、系統的國土資源開發，以相當高的土地利用效率，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并且在工業化浪潮之后依然維持著66%的森林覆蓋率，世界罕見。在經濟發展和住房需求的雙重壓力下，提升產業層次、完善土地立法、科學系統開發國土資源成就了日本在“小”土地上的大作為。
提升產業層次是根本
世界各國發展歷史已經證明，土地利用與經濟發展存在著農村耕地減少，工業、商業等非農用地擴大的關系，且一般都會呈現“U”形曲線的變化規律。城市化水平在30%～70%時是建設用地增加和耕地減少最快的時期。土地利用與經濟發展之間，尤其是耕地與GDP、工業增加值、服務業增加值、投資及城市化水平等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琦經過研究發現，1961年～2001年日本和韓國工業化時期，GDP增加1億美元，韓國耕地減少740公頃，遠遠高于日本耕地減少265公頃。從工業增加值、服務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投資看，韓國的耕地消耗也是日本的3倍。日本的耕地集約利用程度遠遠高于韓國。這說明日本的土地利用效率大大高于韓國，經濟增長質量和水平更高。換句話說，同樣的投資，韓國必須比日本付出更多的耕地才能換來同樣的效益。
張琦的課題組還對工業化加速時期中、日、韓三國耕地減少對經濟發展影響程度進行了比較。在土地的集約利用程度方面，耕地每減少1萬公頃，日本GDP增加137.8億美元，是韓國95.1億美元的1.45倍，是中國13億美元的10.6倍(以中國百強縣2002-2004年的指標)。第二產業增加值方面，每減少1萬公頃，日本第二產業增加為101.9億美元，韓國為60.5億美元，中國為7.8億美元，只相當于日本的7%、韓國的12.9%。第三產業增加值之間的差距最大，中國分別為日本的3.5%和韓國的5.4%。
這說明了單位土地面積對經濟的貢獻率方面，中國土地的集約利用水平遠遠落后于韓國和日本。粗略估計，如果將土地集約利用水平提升到韓國工業化加速時期的水平，新增1畝建設用地相當于目前利用水平下的10畝，如果提升到日本工業化加速時期的水平，則相當于目前利用水平下的16畝，潛力與前景十分可觀。
日本是如何保持如此高的土地利用效率的呢？
這首先取決于產業結構的不斷提升。日本在高速工業化時期，也出現過農地大量轉用的情形。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產業結構的優化,日本工業用地的集約利用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工業用地年均單位面積產出從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中期的470.6億日元/平方公里，到以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工業化后期提升到1392.2億日元/平方公里，再到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后工業化時期的2128.6億日元/平方公里，實現了“三級跳”。
其次與日本的國土綜合開發計劃息息相關。張琦說，經濟發展與耕地減少或者建設用地增加之間是有內在變化規律的，耕地減少也僅僅是發展趨勢性規律，人們完全可以根據經濟發展需求和土地資源條件進行主動調整。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政府根據產業演進規律，圍繞著國民經濟社會發展戰略, 先后制定并實施了四個全國綜合開發計劃，不斷提升、優化產業布局。1962年日本開始實施“據點開發”的地區開發戰略，對新開發地區給予優先分配公共投資、修建交通、通訊設施和貸款、減稅等優惠待遇，保證了以重化工業為中心的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60年代末在太平洋沿岸及其延伸地區形成了一系列工業區。60年代末，日本國土開發轉向地區均衡發展，對后進地區采取財政、稅收和融資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振興地方經濟。1977年，日本政府提出“地方定居圈”的地區開發戰略，向地方疏散工業，而且完善廣大農村的公共服務，逐步實現整個國土的均衡利用。1988年，日本提出多極分散的國土開發戰略，開始扭轉人口、經濟功能、行政功能過度集中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