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從特朗普的勝利可以看出世界的政治態勢正在發生變化。從歐洲到美洲大陸,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體化的政治態度影響著越來越多的人。反映到選舉上,就是許多美國人高舉民粹旗幟,喊出反全球化口號,排斥異己的國家利己主義政治主張得到很多人支持。這股風潮與20世紀70年代盛行的西方傳統社會價值觀存在很大差異。靠高福利、反思二戰、經濟全球化支撐的戰后資本主義體系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正走向用選票向“精英”和特權階層說不的階段。希拉里的敗選也印證了這一點。

　　2004年,美國現任國務卿克里與小布什競選美國總統,那時克里的副總統候選人愛德華茲提出了“兩個美國”的說法。他認為,美國人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美國”里:一個是已經實現了美國夢的人的美國,另一個是仍需勤勞工作來維持生計的人的美國。“兩個美國”實質就是一個富人的美國和一個窮人的美國,其背后是一個不平等的美國。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是富人的美國的代言人,然而特朗普卻是窮人的美國唯一可以選擇的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體化的代言人,他是華盛頓“精英”和特權圈子的“局外人”。可以說,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實際上是“兩個美國”的對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共同的特征。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在其所著的《逃離不平等》一書中分析道: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保持穩定,但80年代后增速降低。21世紀最初10年,增速降至0.7%,2008年和2009年分別為-1.2%和-3.6%,而后2011年就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而同期,美國的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基尼系數從70年代的0.406擴大到21世紀初的0.486。在經濟增長趨緩而收入差距又擴大的情況下,被剝奪感和不平等感成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體化政治態度背后的推手。“兩個美國”始終存在,在經濟發展情況好的時候,大部分人能從增量增長中獲益,其矛盾并不明顯;但當經濟增長停滯而分配機制又無法改善的情況下,變革的想法會首先從青年人和底層民眾中出現。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藍領工人,他們集中在本次選舉的搖擺州即美國中西部傳統工業區;而希拉里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東西海岸富裕區和全球化受益人群,這正是當前“兩個美國”在地域和階層分布上的生動寫照。

　　事實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的影響至今猶在。8年時間過去,回頭看,其對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都形成了不小的沖擊,直接的反映就是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激進政治思想和行為。第一輪沖擊大約發生在2008年到2012年,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要標志是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希臘抗議通貨緊縮罷工、游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更發生了暴力激進行動,如“阿拉伯之春”;第二輪沖擊隨之在2012年中到2015年爆發,起點是英國2012年倫敦奧運會之前的騷亂,隨后烏克蘭“廣場革命”爆發、敘利亞內戰開始等,表明經濟危機的沖擊效應進一步擴大,激進政治思想和行為進一步擴展;第三輪沖擊自2015年年底爆發,直接標志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激進政治思想和行為贏得社會大量支持,而且一些激進政治思想和行為的參與者通過既有的社會體系進入到了政權內部。

　　隨著經濟危機加深,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進入緊縮財政階段,社會福利開支隨之大幅減少且就業不振。從政治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必然會對青年人和底層民眾的政治思想和行為產生較大影響。這些人的訴求得不到解決,他們對感受到的社會不平等必然會有改變的愿望。希拉里競選的失敗,既輸在社會發展大氣候,也輸在個人長期浸染于特權圈子,更關鍵的是提不出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方案。從這次選舉可以看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二戰以來形成的社會價值觀和政治正確傳統正在發生轉變。(馬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