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危地馬拉的蛇頭阿羅多·卡斯蒂略(Aroldo Castillo)向阿爾貝托一家提出邀約，聲稱只需繳納15000美元，他們的孩子就可以到美國工作、學習，過上好日子。這15000美元當時拿不出沒關系，到美國有了錢再還也不遲。

　　然而，這些懷揣“美國夢”的危地馬拉人，到美國后不久，便被賣到農場里，像奴隸一樣被壓榨。

　　前延齡草農場工人：一周賺600美元是很不容易的，他們拿走550美元，這是很不容易的，我很多朋友告訴我他們受到了死亡威脅，如果他們不交錢或者不干活，那些人就會殺了他們的父母。

　　同樣遭遇悲慘境地的還有來自墨西哥的布拉斯·布爾博亞·萊瓦，他曾是一名法學院的學生，2005年為了掙學費減少家里負擔，萊瓦決定利用假期來美國打工。

　　布拉斯·布爾博亞·萊瓦：我是通過一個朋友了解到的H-2A臨時工作計劃，在這之前我不知道它，我決定申請，工作幾個月來支付我的學費同時幫助家里掙些錢。

　　萊瓦聽說的這項“H-2計劃”，簡稱“客工計劃”。這一計劃在1986年，由美國國會授權，旨在幫助美國雇主在不取代美國工人的情況下，滿足他們對勞動力的季節性需求。

　　這份計劃吸引了包括萊瓦在內的不少外籍勞工，但當他滿懷美國夢踏上行程時，噩夢才剛剛開始。

　　因為在去美國之前，萊瓦為了爭取到一個在番茄包裝廠工作的崗位，不得不向招聘機構支付一大筆費用。而前往美國的行程費用全部都是他自掏腰包，這些費用相當于萊瓦在美國務工一整年的薪水。也就是說，他還沒踏上美國土地就背了一身債。

　　布拉斯·布爾博亞·萊瓦：我們在很殘酷的條件下工作，這份工作真的非常辛苦，很多人會暈倒、嘔吐，那些嘔吐的人，我再也沒見過他們，我不知道他們怎么樣了。

　　即便工作環境如此惡劣，萊瓦他們還是會選擇繼續忍受，因為如果他們被炒魷魚，就無法還債，而在美國，像他這樣身份的人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因為外來工不能合法地跳槽。他們像過去的契約仆人一樣，被所謂“引進”他們的雇主牢牢捆住。

　　1930年，國際勞工組織大會上通過的《強迫或強制勞動公約》第2條指出，“強迫或強制勞動”一詞指以懲罰相威脅，強使任何人從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從事的所有工作和勞務。

　　有關國際工會組織認定美國存在系統性侵犯勞工權利問題，在主要發達國家中表現也是最差的。在美國，農業領域的人口販賣和強迫勞動現象尤為突出。

　　“立即結束奴隸制”組織指出，農場工人是“美國經濟中收入最低、受剝削最嚴重的工人”。他們不僅收入低、缺乏其他美國工人享有的權利，還經常被迫在沒有醫保、病假、養老金或其他工作保障的情況下工作。

　　致力于根除現代奴隸制的非營利組織“北極星項目”將勞工販運描述為“存在于整個美國的一種現代奴隸制形式”：人販子使用暴力、謊言和債務等手段，“迫使人們在許多不同行業從事違背自己意愿的工作”。

　　程春華：這種現象實際上是美國農場資本家與美國政府合謀起來剝削非法移民的一種行為，共和黨、民主黨，他們制定的政策都是代表他們各自的一些資本家利益的，所以導致他們的移民政策也會偏向于支持他的那些企業家、那些資本家的利益。

　　就連美國國務院自己也承認，美國是強迫勞動、債務奴役、非自愿奴役、性販運受害者的“來源國、中轉國和目的地國”，受害者中包括美國公民和外國公民。

　　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美國造成了勞動力短缺的困境，這時，墨西哥工人被要求填補上這一空白。

　　1942年，美國國務院與墨西哥達成雙邊協議，制訂了“墨西哥勞工計劃”，每年吸納超過40萬工人跨越邊境。到1964年廢除該計劃時，24年里墨西哥公民總共為美國填補了約450萬個工作崗位。然而，無數墨西哥勞工們辛苦勞作鑄就的卻是一部血淚史。

　　1956年，一部關注“墨西哥勞工計劃”中勞工權利的書籍《我們田野里的陌生人》出版，書中寫道：“在這個營地里，我們沒有名字。我們只按數字來稱呼。” “工人被欺騙和可恥的忽視。”

　　負責該計劃的前美國勞工部官員李·威廉斯將這一計劃稱為“合法化的奴隸制”制度。而目前美國實行的H-2計劃則被很多人認為是這個“合法化奴隸制”的升級版。

　　美前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查爾斯·蘭赫爾曾指出：這個計劃是我見過的最接近奴隸制的東西。

　　“奴隸制”，這一已存在于歷史課本里的詞匯從一個現代政客口中說出，不免讓人產生時空錯亂之感。但對于熟悉美國歷史的人來說，“奴隸制”這一強迫勞動、嚴重侵犯人權的制度實則是美國歷史上一道極其丑陋的傷疤，時至今日，其遺毒依舊深深扎根存在于美國社會。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權研究中心教授勞雷爾·弗萊徹指出：公眾普遍認為美國早就解決了現代奴隸制這一問題，但實際上，現代奴隸制依然存在，而且很普遍。它只不過是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

　　1865年1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憲法第13條修正案》規定奴隸制或強迫奴役制，不得在合眾國境內和管轄范圍內存在。

　　1865年12月18日，《憲法第13條修正案》正式生效。然而法律卻治不了社會的病。

　　刁大明：南北戰爭很大的一個背景是因為實際上是北方和南方，當時的這個美國的兩種不同的產業，兩種不同的特殊利益，而副產品才是所謂的奴隸制的這樣一個被廢除，所以這就意味著那場戰爭本身沒有任何的進步性，換句話說，推動那場戰爭的無論是勝利者一方還是失敗者一方白人，沒有任何一方是真正為當時被奴役的非洲裔說話。那這種情況下，導致的結果其實奴隸制廢除之后隱性的，非常非常隱蔽的，具有欺騙性的奴隸制其實還是非常明顯的存在。

　　唐穎俠：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這種理念或者說是這種根深蒂固的認知，長期以來都影響著美國的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因此雖然表面上，美國早已廢除了奴隸制，但是從它根深蒂固的這種觀念當中所延續下來的，這種奴隸制的慣常思維依然存在，因此它也會滲透到其他的制度當中。

　　清晨，孩子們坐上大巴，不是去學校而是去工作。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孩子會趁著周末或暑假在美國煙草農場打工，有時一周的工作時間會長達60個小時。

　　布蘭頓：我早上4點起床，6點半到農場，晚上8點或8點半才離開這里。

　　費爾南多：我大概一天會工作10到12個小時。

　　希梅納：我頭疼的厲害，眼前一片漆黑，我趕緊離開煙草田，開始嘔吐。

　　2014年5月14日，人權觀察組織發布了一份名為《被煙草埋沒的兒童：美國煙草農場的危險童工》的報告，這份報告對141名在美國煙草農場打工的孩子進行訪談，在這群7—17歲的孩子中，有四分之三都出現了和希梅納同樣的反應：惡心、嘔吐、暈眩、呼吸困難。

　　除了尼古丁的危害，這些孩子們還要操作有危險性的農具，爬上在十層樓高的大梁上晾曬煙葉。

　　據美國疾控中心給出的數據，對未成年人來說，農業是最危險的行業。僅2012年就有至少1800名美國農場打工的兒童受傷。同年，全美死于職業傷害的兒童中有三分之二在農場打工。

　　面對一串串血淋淋的數字，我們不禁要問：這些未成年人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換取金錢，是被美國法律所允許的嗎？

　　煙草童工報告撰寫者 簡·布坎南：美國的法律規定并沒有達到一些國際標準，與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不一致，國際勞工組織將15歲設定為就業最低年齡

　　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該法案禁止工廠雇用童工卻唯獨沒有禁止農場使用童工。

　　根據法案規定，12歲以下的兒童可以在父母允許的情況下，利用課外時間從事農業勞動，且沒有任何時間限制。

　　煙草童工報告撰寫者 簡·布坎南：長期以來，美國在對待農業勞動者和其他產業勞動者的保護(政策)上持雙重標準，和其他產業的勞動者相比，從事農業勞動的兒童和成人獲得的保護更少，兒童在農場工作工時更長，年齡更小，工作條件也更危險，這是長久以來的不合理現象。

　　直到2011年8月，美國勞工部才試圖修訂勞動法。擬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從事煙草種植收割等工作，然而這卻被一些人認為是對美國農業傳統的破壞。

　　2012年4月，在奧巴馬展開連任競選期間，這一針對煙草童工的修訂法案被撤銷，同時勞工部還宣布，在奧巴馬任內不會再尋求通過該法案。

　　這樣的法律給煙草公司創造了獲取暴利的機會，一般來說煙草公司付給成年人的工資大概是每小時15美元，而付給童工的工資只有不到一半。

　　據美國官方統計，2019年美執法人員發現違反《公平勞動標準法》的童工案達858宗，在危險職業場所工作的未成年人達544名。另有數據顯示，2003至2016年間，美國有452名兒童因工傷死亡，其中237名童工死于農業事故，死亡人數是其他行業的數倍。

　　在國際勞工組織的8項公約中，美國僅批準了2項，排名全球墊底，美國也是唯一一個沒有批準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

　　程春華：實際上美國在1995年曾經簽署了兒童權利公約，然后但是因為國內的保守派的反對，導致它沒能夠提交到參議院進行討論，進行表決通過，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是如果說它一加入到這個兒童權利保護約定，它就要接受來自于國際的這些責任的這種追究，所以美國它不想這么做；第二個原因是美國它認為，它的一些條款和美國的聯邦的法律，州的法律是不符合的，不吻合的，其中就包括美國保守派宣稱的保護美國兒童權利的管理的這種主權。

　　刁大明：美國它雖然是所謂的超級大國，但其實它就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的整個的這樣一個無論是政治架構，還是經濟分配制度安排，完全是為壟斷資本服務這樣一個定位，它實際上只是把特殊資本對于中下層對于廣大勞動者的壓迫剝削變得更為隱性，這種矛盾好像釋放得更加分散，以至于不會短期內出現重大這種矛盾，但是無論如何是改變不了這種壟斷的這樣一種態勢的。

　　在美國，經營私營監獄是一門不折不扣的“好生意”。

　　上世紀80年代，由于里根政府開展大規模的禁毒行動，美國抓捕的罪犯人數連創新高，公立監獄已不堪重負。

　　1983年，當時的田納西州共和黨主席湯姆·貝斯力向政府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由私人出錢建造監獄關押犯人，然后政府再給一筆補貼。于是，全美第一家私營監獄企業CCA(美國懲教公司)應運而生。

　　1989年，里根政府出現財政赤字，為了節約開支開始大肆外包監獄業務，導致此后美國私營監獄產業如同開了掛一樣飛速發展。

　　據2018年的數據顯示，美國共有200多家私營監獄，替政府關押的犯人超過12萬。

　　如今，美國私營監獄行業里三足鼎立，美國懲教公司CCA不僅在2000年上市，還曾在2007年被福布斯雜志評選為400家美國最優秀大公司之一，公司股價最初1美元，2016年漲到30美元，公司利潤更是在20年間翻了500倍。

　　弗蘭克·史密斯：他們(私營監獄老板)都是百萬富翁，獄卒們只拿微薄的薪水，雇主卻每年賺著數百萬美元。

　　當監獄變成一門生意，錢就成為了最大驅動力。在這張龐大的利益網絡中，囚犯的數量便是產業鏈上的核心棋子。

　　程春華：CCA，GEO，AMDC(MTC)等三大私人監獄公司，它們跟美國政府也是利益相關的，它們的利益的訴求也導致美國的政府或者國會，沒辦法通過嚴格限制強迫勞動的這些法律，或者是政策法規，所以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法律的原因，導致美國強迫勞動，這個能持續存在，是這樣一個情況。

　　1865年，《美國憲法第13修正案》廢除了奴隸制度，但允許對監獄囚犯實施強迫勞動。

　　紐約城市大學教授 白茲·德林辛格：美國憲法第13修正案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詭異的法律之一，因為它雖然規定了奴隸制為非法，但卻留下了一個很大的漏洞，就是懲罰罪犯時奴隸制并不違法，其后果就是它把奴隸制在監禁的條件下合法化了。

　　美國監獄內勞工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與相關企業合作，允許符合條件的州和地方機構的被監禁人員從事社會上的工作。第二種監獄勞務較為普遍，涉及在教養設施內從事保管、維護、地勤和食品服務等雜務工作。這些職位的平均時薪在2017年為0.14美元到0.63美元，遠低于美國7.25美元的最低法定時薪。

　　在阿拉巴馬州、阿肯色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得克薩斯州等五個州，政府監獄中的囚犯甚至無薪從事強迫勞動。

　　刁大明：這種勞動本身可能它給予的報酬，完全是壓得非常非常低的狀態，甚至有些強制勞動，導致明顯的兩個結果就是所謂的這種美國的這種保釋金提高到天價的這種程度。因為如果你不想在監獄里不想被特殊利益獲利，好，但你要一次性給我一筆錢。

　　為了能讓自己的財路保持暢通，這些私營監獄承包商總是不遺余力地跟官員們搞好關系。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他們每年都會在資助政治候選人和政治游說上投入巨額經費。光是2010到2015年，就花了1460萬美元。

　　而重金游說的結果就是——2009年，新墨西哥州廢除死刑，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2010年，亞利桑那州非法移民新法案出臺，只要被懷疑非法移民，無需審判即可關押；2011年，伊利諾伊州議會表決通過廢除死刑。

　　刁大明：在西方意義上很多國家有所謂的廢除死刑的說法，但是在美國意義上廢除死刑的這種呼聲的最強烈的發聲者就是私有的監獄，對他們來說所謂的這種利益最大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死刑犯可以改成無期，它就變成了終身的被強制勞動的這種，就會終身獲利，就對他們來說可以終身的從這個犯人身上獲利。那所以導致結果是西方國家政治人物標榜多么多么光鮮的這種做法，其實背后是有產業鏈的，是有非常非常污穢的、徹頭徹尾的，就是從生到死踐踏這個犯人人權的伎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