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經濟制裁一直被美國政府認為是行之有效的外交手段，其對制裁工具的使用是非常自信的。不管是“全面制裁”還是“聰明制裁”，“貿易制裁”還是“金融制裁”，“單邊制裁”還是“多邊制裁”，對美國而言，無外乎是如何更好地通過選擇制裁手段來實現制裁目標而已。但是，從最近對外經濟制裁的現實效果看，美國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制裁困境”。

　　一是制裁的對外威脅性越來越小，對內反噬作用卻越來越大。例如，美國對俄羅斯經濟制裁，雖然范圍和力度都不斷擴大，但不僅沒有阻嚇俄羅斯停止對烏克蘭采取軍事行動，反而在美國國內造成越來越大的負面效應。由于對俄經濟制裁推高了全球能源、農產品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導致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拜登政府本來希望通過對俄羅斯采取強硬態度提升其國內政治支持度，進而有利于中期選舉，但由于對俄制裁長久無法實現預期目標，美國內民眾的不支持率反而總體上升，將會拖累民主黨中期選舉。

　　二是美國雖然試圖構筑多邊經濟制裁，但最后還是以傳統的盟友制裁為主，加入美國制裁的非盟友國家不多。對外經濟制裁的國際支持度有限，這實際上損害了美國的國家軟實力。還是以對俄制裁為例：美國固然成功拉攏了歐洲和亞洲一些盟國協調對俄制裁，但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選擇不參與。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以往對于美國發起的經濟制裁，廣大非西方國家往往不公開表態是否支持，現在面對美國壓力，則是公開表態不支持。特別是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均明確回應不支持美國對俄制裁。

　　三是對于越來越頻繁的美國經濟制裁，更多國家不是因為懼怕而按照美國意愿行事，而是提前準備以對沖經濟制裁影響。美國對外經濟制裁的前提條件是其他國家在美國所主導的經濟體系之內。唯有在體系之內，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制裁才更能發揮作用。但隨著美國愈發公開地把制裁作為服務本國外交目標的工具，更多國家意識到身處美國經濟體系之內對于本國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因而采取各種措施規避制裁風險。直接后果是其他國家主動逃離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這在貿易、金融等各個領域均有體現，該趨勢如持續蔓延，將損害美國全球經濟影響力。

　　對美國而言，與其說是制裁了他國，不如說最終是制裁了自己。針對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不同國家的制裁措施間相互打架，美國的行政機構不得不忙于拆東墻補西墻，既損害了本國經濟的正常發展，也沖擊了美國國際地位。上述“制裁困境”的客觀存在及其負面效應的日益凸顯，沖擊著美國社會對制裁手段的信心。

　　導致美國面臨制裁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關鍵的是美國濫用制裁手段超出了其實際經濟能力。在以往的對外經濟制裁中，美國大多對中小國家實施制裁手段。由于美國經濟力量顯得相對較為強大，哪怕是單邊制裁，也或多或少能起到一定的政策效果。但隨著國際經濟權力格局的總體轉移，美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相對下降，其對國際經濟資源和要素的壟斷性和主導性都大幅削弱。

　　特別是當美國對其他大國悍然采取經濟制裁措施時，能力不足的困境更為凸顯。這不僅是因為美國對大國“一對一”的能力不足被進一步放大，還在于其他大國本身可以借助其在相互依賴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來應對美國制裁。

　　美國對外經濟制裁的道義屬性下降也是導致“制裁困境”的另一大誘因。美國可能還會繼續沉浸于其全球道義光環中，認定其對外經濟制裁必然是正義的，因此也自然會得到其他國家支持。但實際上，更多國家反感美國制裁的自私、霸道和傲慢。美國對外經濟制裁不是一種合作態度，而是赤裸裸的權力思維。除了服務美國國家利益、撕裂國際經濟體系之外，不能起到更多的建設性作用。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站出來對美國制裁說“不”。

　　世界經濟并非美國手中的橡皮泥，可以根據其喜好任意拿捏。美國不斷濫用對外經濟制裁恰恰是其霸權衰弱和透支的典型表現。因此，美國必須正視自身實力和道義的雙重有限性，回到對話合作的正確軌道。這才擺脫“制裁困境”的唯一選項。（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