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3月16日電（記者程云杰 趙新兵 李云路）能否有效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成為擺在新一屆中國領導人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幅再創新高至8.7%，作為通脹壓力主要推手的食品價格同比漲幅更是高達23.3%。這給今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控制在4.8%左右的政府目標增添了壓力。
觀察家認為物價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貨幣現象，更是一個社會民生問題，與社會保障體系、貧富差距、收入水平、老百姓對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人民對生活水平質量不斷提高的要求緊密交織在一起，給中國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提出挑戰。
出席此間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天津市靜海縣委書記張俊濱代表認為，物價問題恰恰從一個側面映射了政府面臨的復雜形勢和“不確定因素”。在中國改革開放步入30周年之際，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許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顯露，需要領航者用創新的思路來解決。
未來五年是“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后的第一個五年。按照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目標，中國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屆時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承前啟后的未來五年十分關鍵。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于沛代表說：“如果政府能夠在此階段成功把中國經濟引領上‘又好又快’軌道，在改善民生的同時更有效地擴大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會走得更穩更好。”
在去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得到了全面闡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意味著中國既堅持了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按照中國的國情和實際進行改革創新，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在過去３０年里獲得很大成功。
人們關注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如何在未來，使國家像以前那樣有效地應對機遇和挑戰。而這本身也是這條道路真正地得到堅持的試金石。觀察家認為這是未來中國政府執政的核心問題。
對于中國領導人而言，機遇大于挑戰。瑞士最大銀行瑞銀集團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認為，有可能給中國發展帶來巨大風險的因素是經濟的突然衰退，但是，從目前情形來看，中國經濟在未來五年保持強勁增長沒有問題。
安德森２月底在一份關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分析報告中指出，中國經濟在過去五年連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實際上為新一屆政府克服困難留下了很好的財產，包括農村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失業率下降、財政收入大幅增加、持續穩定的外資流入以及社會對政府治理的普遍信心等。
接受記者采訪的不少人士認為，如果未來五年中國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縮小地區和貧富差距、緩和經濟增長與能源環境的矛盾、維護公平正義，就有望為完成2020年目標消除諸多障礙。
天津市河西區委書記沈家聰代表稱，此中的關鍵還是要回答怎樣“科學發展”，在盡可能讓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經濟發展成果的同時，使經濟與其他方面的發展保持在一個比較協調、平衡的狀態。
以發展與環境資源的矛盾為例。按照規劃，政府需要到“十一五”期末即2010年使單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要實現這一目標，形勢無疑是嚴峻的。
有人大代表指出，今后一段時間，除了各地政府要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對高污染和高能耗項目不再趨之若鶩外，還應當盡快設立對生態和環境的補償機制，把財稅、價格和市場杠桿用足，提高企業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同時，國家還必須兼顧不同地區的發展現狀和需求。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吳昌元代表說：“中國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矛盾非常突出，東部在解決工業化后期的減排問題，要調整工業經濟結構和提升效益，中西部還處在工業化初期，是不能吃同一服藥的。”
廣東韶關宜達燃料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思宜代表也建議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與區域協調發展要有機結合，堅持區別對待，引導和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貸款支持。
所有這一切都依賴于未來五年里繼續加大改革開放力度。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說，當前的問題，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積累的體制性矛盾。“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使改革及時、主動地從經濟領域進一步拓展到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努力推進全方位改革。”
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把政府推向了改革的前沿。海南省五指山市副市長陳國誠代表說：“這是在深化改革的方向上邁出了正確的一步。但就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而言，還只是動了大蛋糕上的一小塊。”
天津大學校長龔克代表指出，政府自身的職能轉變對于未來五年的國家發展來說十分要緊。
于沛代表說：“改革開放30年打下的雄厚基礎為我們應對挑戰積累了經驗和思路。在人類追求幸福和發展的進程中，許多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理論都可以得到實踐，像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能夠做很多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