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運動員第一次出現在大陸，可追溯到1948年。1949年以后，大陸臺灣體育競技經歷了近30年對內完全斷絕、對外勢如水火狀態，1975年開始破冰，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兩岸代表隊第一次真正同臺競技。而后民間體育交流組建增多，“政治的歸政治，體育的歸體育”，曾經是，未來也?

　　海峽競技60年

　　孟達飛起一肘，打在了吳岱豪的臉上，鮮血順著鼻子流了一臉。孟達隨即被罰出場，吳岱豪拎起一把椅子，沖上前去，幸虧被同伴拉回來，送去醫院，鼻梁斷裂。這是一場籃球友誼賽，孟達是江蘇南鋼隊的年輕后衛，吳岱豪是臺灣啤酒隊的大中鋒。比賽場館是臺灣北部的苗栗縣立巨蛋體育館。

　　９月３日，第三屆海峽杯籃球賽，江蘇南鋼對陣臺灣啤酒隊，它們分別是大陸職業聯賽的第三名和臺灣職業聯賽冠軍。

　　籃球是海峽兩岸為數不多的同樣擁有深厚群眾基礎，且實力接近的體育項目，海峽杯原本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性質的聯誼賽，可對于這些早已習慣了職業比賽氣氛的球員來說，一上場就真刀真槍地打出了火花。

　　２３歲的孟達沒覺得比賽跟平時有什么不同，身體接觸多了，火氣一上來，立刻掄起肘子，打完人，他被判罰出場后，甚至還怒氣未消，鼓著掌退場，不愿道歉。“籃球本來就是對抗性的項目，場上雙方都有些火氣。”可他沒有想到，這個惡意犯規，給他帶來了比平時多得多的麻煩。

　　隨后的兩天，在公開場合，孟達一直拒絕回應此事，在被媒體圍追了兩天之后，離開臺灣前，在桃源機場，孟達終于表示了歉意：“我向吳岱豪表示歉意，希望不要因為我的沖動行為影響兩岸關系。”

　　事情并沒有結束，臺灣啤酒隊憤怒地退出了比賽，孟達被罰5000元，停賽４個月。更麻煩的是，他一下子成了海峽兩岸球迷眼中的“紅人”，他在網絡上開通的一個很久沒更新過的博客成了球迷們發泄情緒的場所，一批又一批球迷前去罵戰，孟達不得不關閉博客了事。

　　在意此事的并不僅僅是網友，９月份在香港舉行的“香江論壇”上，連國民黨發言人蘇俊賓演講時，也特意提及此事，甚至上升到以此佐證大陸對臺灣不夠友好，成了民進黨競選的間接幫手上。

　　孟達的一肘子，讓乏人關注的“海峽杯”一下子成了熱門賽事，各大體育頻道反復播放那段比賽錄像。在跟記者聊起此事時，曾參與創建臺灣籃球職業聯賽，并且擔任過中國臺北男籃主教練的原大陸國手王立彬輕松地說：“純粹是擦槍走火，籃球場上打打架，也沒什么大不了的。”

　　王立彬還清楚地記得15年前，他剛到臺灣打職業聯賽時，帶著懷孕的老婆卻入不了境，必須花幾萬美元買個尼加拉瓜護照才能去臺灣打球。“我以后還得回大陸呢，可不能干這事。”王立彬說，最終還是雙方籃協出面給解決了這個難題。

　　勢如水火的歲月

　　臺灣運動員第一次出現在祖國大陸，可追溯到1948年，距今恰好60年。

　　1949年之前，舊中國一共舉行過７屆全國運動會，1948年５月，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前，在上海的江灣體育場舉行了最后一屆。一共有各省市軍警和海外僑胞共計54個單位、2677名運動員參加比賽，尤為引人注目的是臺灣省也組織了112名男女運動員參賽，多數是原住民，這是自臺灣光復以來，第一次回大陸參加大型活動，也是中國歷史上，臺灣省代表隊第一次與其他省份的代表隊在同一國家的架構下，競逐體育。

　　第一次看到臺灣運動員，人們對于這些選手以及臺灣體育水平，幾乎一無所知。但事實上，臺灣的運動根基相當扎實，尤以田徑水平為最高。最終，臺灣榮獲男子田徑的總錦標，女子則排第四名，另外獲得乒乓球等三項個人冠軍。中央社對此有很高的贊語：“本屆出席之50余單位中，臺灣省實力、精神、紀律三者均屬超人，堪為其他各地之楷模。”

　　國民黨退守臺灣之后，新中國于1959年，在北京開始了全新的全國體育運動會，規模空前，甚至前蘇聯、前東德、法國等24個國家和地區都派出體育代表團和軍隊體育代表團參加開幕式。但是，從那之后，再也看不到來自臺灣的運動員參賽，兩岸體育交流對內完全斷絕，對外則一直是勢如水火的狀態，很長一段時間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舉辦奧運會，就邀請大陸代表中國參加，輪到資本主義陣營國家舉辦，則邀請臺灣代表中國參加。

　　1952年，第15屆夏季奧運會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當時親蘇聯的芬蘭政府向國際奧委會提出，要求邀請新中國參加奧運會，在各方勢力妥協下，一直到奧運會開幕的前一天，中國終于接到了第15屆奧運會組委會主席佛倫凱爾的邀請電報。

　　在接下來的三四天時間里，中國方面迅速進行動員，臨時組成一支40人的代表團，包括男子足球隊15人、男子籃球隊10人、男子游泳運動員吳傳玉，還有翻譯、醫生及記者等。許多運動員都是在訓練場上得到緊急通知后集合的，十分突然。

　　由于交通不便，當代表團趕到赫爾辛基時，奧運會已經接近尾聲，只趕上了一場仰泳預賽。代表團一是跟芬蘭足球隊踢了場足球賽，１比２輸了，另外，就是召開記者招待會，宴請各國運動員，還每人派發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在海峽對岸，蔣介石得知奧組委邀請了新中國之后，憤然聲稱“漢賊不兩立”，當時臺灣 “教育部長”程天放發表演講：“如果大陸參加，臺灣將退出比賽，決不與共匪選手在同一運動場上參加任何活動。”隨后，臺灣代表團宣布退賽，從此兩岸體育也進入了冷戰期。

　　接下來的1956年奧運會輪到在資本主義陣營的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行，在備戰期間，中國奧委會并向臺灣發函，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幫助，希望臺灣選派優秀的運動員來北京集訓，以組建統一的代表團參加比賽。當時國際奧委會卻要求臺灣和大陸同時參加，兩個代表團使用的名稱一個是“臺灣中國”，一個是“北京中國”，有的委員甚至建議中國應像民主德國、聯邦德國一樣能聯合組隊。

　　最終，大陸拒絕參加，而臺灣則派出了21名選手參賽，參加的項目有籃球、田徑、舉重、拳擊、射擊，最好的成績是楊傳廣在田徑十項全能獲得第八名。那之后20多年時間里，大陸一直拒絕參加奧運會，臺灣則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加奧運會等國際大型賽事，最好的成績是1960年羅馬奧運會上，楊傳廣獲得的十項全能銀牌，那也是中國運動員贏得的第一枚奧運獎牌。

　　全運會上的臺灣隊

　　1971年的“乒乓外交”打開了中美建交的大門，也給中國體育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從那之后，體育外交成為了體育工作的重心，而提高競技運動水平則被稱為“修正主義綱領”大加批判。

　　在叩開美國大門一周年時，晚年毛澤東迫切地希望能打開國共之間僵鎖了幾十年的門，體育機構仍作先鋒，他指示：體育部門要主動邀請臺灣運動員、教練等到京參加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亞運會選拔賽、全運會等；對應邀回國參加比賽的旅日、旅美等臺籍同胞熱情接待，并召開座談會、聯歡會闡述中共的政策。

　　到1975年的第三屆全運會，終于“請”來了臺灣代表團。當時，臺灣省體育代表團共279人，其中運動員190人。他們是由臺灣省和居住在大陸的、港澳的、旅居海外的臺灣省籍的運動員組成。

　　團長蔡嘯出生于臺南，15歲就跑回大陸參加抗戰，隨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建國后，還做了兩屆中央委員。副團長黃于燕則是一個祖籍臺灣南投的美國商人，他當時從紐約趕到北京時，受到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５位副總理的集體接見。

　　1975年正值中國國內物資匱乏的年代，參賽的運動員住宿、飲食條件都異常簡陋，但是，臺灣省代表團則是個例外，他們被安排住到當時最好的友誼賓館，在菜單的安排上，從上百種琳瑯滿目的各色美食中選出“最佳”臺灣版食譜，由專門的廚子打理，臺灣人喜歡吃鹵肉和海鮮，這些便成了餐單的主打，配餐都加入鹵蛋，另外特意增加素食，正餐最后選用臺灣燒肉、粵式燒鴨、銀雪魚、甜品和芝士。點心餐有臺灣糯米雞、蝦餃和時令水果。

　　比賽場上，則充分體現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只要有臺灣運動員的比賽，從來不會發生任何糾紛。這樣一個“政治表演”意味濃厚的代表團，自然不會給兩岸和解帶來什么積極意義。但在那樣的年代，體育恐怕是唯一一個可以用來試探性交往的領域了。那次全運會，也是自1948年以后，臺灣省代表團再一次出現在全國運動會上，這一次實現在同一國家架構下競逐體育，比上一次艱難了許多。

　　1980年4月13日至23日，在美國圣安東尼皇家學院的邀請賽上，來自大陸和臺灣的田徑選手進行了30多年來的第一次同場比賽，開創了曲線交往的先例，實現了兩岸體育交往中“零”的突破，時任臺北田徑協會秘書長、世界女子200米和200米欄記錄創造者，被稱為“亞洲羚羊”的紀政無限感慨地說：“這是一次真正的改變”。

　　奧運模式之后

　　大陸和臺灣運動員真正意義上的同臺競技則出現在1984年的美國洛杉磯。1979年底，國際奧委會表決通過了大陸與臺灣參賽的“奧運模式”，即分別以“中國奧委會”和“中華臺北奧委會”的名稱參賽。在解決了參賽名稱問題之后，大陸和臺灣的體育代表隊第一次共同出現在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上。

　　那屆奧運會發生了許多讓中國人難忘的故事。開幕式上，當中國體育代表團進場時，場內響起了解放軍軍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旋律，可沒想到的是，等中國臺北代表團入場時，響起的也是這個旋律。很多中國人都吃驚地問：為什么會用解放軍軍歌作為中國臺北的入場進行曲呢？

　　后來美國人的解釋是，這并不單單是一首解放軍軍歌的旋律，而是一首很古老的軍歌，早就在中國流傳。兩岸官員回去仔細查證之后，這才知道此曲原名《德皇威廉練兵曲》，是一首普魯士軍歌。

　　早在19世紀清政府練新軍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就用此曲填詞作為隊列歌曲，民國后，北洋軍閥各派系軍隊、國民革命軍、新軍閥軍隊，都用此曲填入新詞成為軍歌，一直到后來的八路軍、解放軍，這個曲子被中國軍隊廣泛使用。在奧運會入場式上，海峽兩岸運動員入場時，東道主均用此曲伴奏，可謂用心良苦。

　　在后來的比賽中，許海峰為中國代表團贏得了第一枚奧運金牌。在60公斤級舉重比賽中，獲得金牌的大陸選手陳偉強，與獲得銅牌的臺灣運動員蔡溫義同臺領獎，他們相互握手祝賀。在領獎臺上，換了誰這都是一個起碼的禮節，但這個場面卻令眾多電視機前的大陸觀眾感動不已，簡直讓人感覺祖國統一就在眼前了，這也成為大陸當年的“十大體育新聞”之一，那張握手的照片在大陸、臺灣以及華人世界被廣泛轉載。

　　洛杉磯奧運會上，中國大陸共獲得15枚金牌，取代了日本在亞洲的盟主角色，這項成就鼓舞了所有中國人的自豪感，也拉近了兩岸的心理距離。臺灣當局放棄了“決不與共匪選手在同一運動場上參加任何活動”的態度，臺灣媒體開始使用“大陸代表隊”、“大陸選手”等字眼取代過去帶有政治區隔意味的“中共代表隊”和“中共選手”。

　　從亞運會到奧運會

　　除了洛杉磯奧運會，1984年，中國體育還有另一個大的收獲。當年９月份，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通過決議，確定1990年第11屆亞運會將在北京舉行。臺灣當局破天荒地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已經闊別亞運會10多年的臺灣積極準備組隊參加。但參賽前，在臺灣代表團的名稱問題上，兩岸又發生爭執，雖然英文名稱（chinese taibei）早已在國際奧委會上得到一致認可，但是，翻譯成中文是叫“中國臺北”還是“中華臺北”，雙方各執一詞。

　　1989年４月份，雙方奧委會最高領導在香港舉行會談，簽訂了海峽體育文化交流與合作的第一份協議書。最終同意，臺灣代表團在正式比賽期間，可以用“中華臺北”的稱謂。第二年的北京亞運會上，中國臺北奧委會主席張豐緒率領409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出現在北京。這是整個20世紀里，第二次真正由臺灣方面組隊來到大陸參加大型活動，與1948年不同的是，上一次參加的是全國運動會，而這一次則是全亞洲的運動會，中國運動員在同一國家架構下競逐體育的每一步都顯得異常艱難。

　　北京亞運會上，作為楊傳廣的弟子，李福恩承載著臺北代表團最大的奪金希望，十項全能決賽當天，北京方面特意組織了數千名觀眾前去給李福恩加油，可是，沒有想到李福恩竟然在撐竿跳高三跳失敗而成績掛零，輸給了日本選手，消息傳出，海峽兩岸一片嘆息。

　　借亞運會之機，臺灣與大陸開始了更廣泛的直接交流。那年5月1日，趙傳、庾澄慶、千百惠等臺灣歌手，在經過臺灣當局的許可后，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亞運前夜”大型演唱會，那之后，港臺歌手開始大批涌入內地演出，從而拉開了臺灣音樂影響整整一代大陸人的序幕。

　　但是在北京亞運會舉辦后沒多久，臺灣高雄就開始積極準備申辦2002年亞運會，臺灣前后派出了七八批游說團，周游亞洲各國拉票，鑒于當時中國大陸在亞奧理事會里巨大的影響力，臺灣方面認為：高雄成功申辦亞運會的障礙只待中國大陸點頭，其他亞洲國家在中國大陸不反對下必會附和。但大陸并沒有給予支持，甚至連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也一直敦促臺灣放棄爭辦亞運會，理由是高雄爭辦將會把政治因素帶入體育，從而破壞亞奧理事會的團結。

　　1995年5月23日，韓國釜山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臺灣高雄，獲得了2002年亞運會的主辦權。中國大陸公開支持釜山主辦亞運會的立場起了很大作用，這件事一直讓臺灣當局耿耿于懷，官方的體育交流活動為此停滯多年。

　　及至2000年３月臺灣“大選”，民進黨上臺，2001年，北京獲得奧運會主辦權，海峽兩岸圍繞大型體育賽會的角力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回歸民間

　　2001年，臺灣籃球聯賽冠軍新浪隊脫離臺灣CBA，參加大陸聯賽，這是兩岸體育交流歷史性的一個選擇。第二年，WCBA開戰，臺灣著名籃球女運動員錢薇娟加入北京首鋼隊更成為轟動新聞。這位前臺灣國泰女籃隊主力前鋒，曾連續10年獲得本土冠軍，并帶領中華臺北隊多次在國際比賽中取得優異成績。

　　籃球在臺灣是僅次于棒球的第二運動。早在1992年臺灣就有了職業籃球聯賽，也稱CBA，比大陸的CBA早了很多年。當時，大陸國手王立彬第一個跑去臺灣參賽，“那個時候，我一個月最高能拿１萬美元。”多年來輾轉于亞洲各地的王立彬告訴記者，臺灣籃球職業聯賽是華人世界里開展最早的，當時，群眾基礎好，臺灣又有錢，汽車公司、房地產公司、電子公司等紛紛投資來玩聯賽。

　　可這樣的氣象沒有維持多久。轉折點在1995年，李登輝宣布臺灣要獨立，兩岸關系緊張，隨后的幾年里，出于政治的考慮，許多外資撤出，內資也離開臺灣，而體育是在有錢的時候才做的事情。緊接著1998年的金融風暴，更少資金來注入職業體育了，臺灣各職業聯賽日漸蕭條。

　　那些出色的棒球運動員要么去美國，要么去日本。而籃球，凄涼更甚，這也是2001年以后，新浪隊和錢薇娟選擇參加大陸聯賽的重要背景。王立彬也在2001年離開了臺灣，重新回到大陸CBA聯賽執教，如今在大陸一所大學帶CUBA球隊。雖然他拿的工資還沒有10多年前在臺灣多，可他說，這里的籃球有未來。

　　雖然2003年3月，在大陸CBA連賽征戰了兩個賽季的新浪隊因為面臨財務問題及保級命運，而選擇重回臺灣；而2004年，已經成為首鋼隊隊長的錢薇娟也重新回到臺灣，但這類遠離政治，純粹體育化的民間行為所帶給海峽兩岸體育交流的經驗迄今為人稱道。

　　“政治的歸政治，體育的歸體育”，在兩岸關系長期緊張，政治互信不足的情況下，這個口號看似一廂情愿，但歷史證明，它曾經是，未來也應該是臺海兩岸交流正常化的一條民間捷徑。

　　而回想曾經舉辦過奧運的日本和韓國，在奧運結束之后都開始了競技體育向社會體育的大轉型，體育不需要再承載什么民族復興的重任。職業聯賽、全民運動成為體育事務的重點，國民們再不會為大型運動會的獎牌數量而過多計較。

         2008之后，會是臺海兩岸體育交流的一個轉折點嗎？ 人們有理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