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人民網黨史頻道連載了由余瑋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平民鄧小平》。鄧小平一生坎坎坷坷、三起三落。本書從一個平民的視角，描述世紀偉人退休后開啟平民生活、往昔走出大山尋求人生出路的崢嶸歲月，政治上與感情上的雙重打擊、從容淡定的“謫居”生活，直至生命的最后歲月——親情與真情、友情與鄉情、遭際與人際、個性與情趣、智慧與品格，以及兒女情深、喜怒哀樂盡在其中。該書表現出政壇下的偉人、紅墻外的凡人傳奇而真實的生活，彰顯鄧小平特有的人格、風范與魅力。以下為本書節選：
入秋的延安，微風已帶來絲絲涼意。夜晚，月色如水銀瀉地，灑在延河，灑在清涼山，灑在寶塔山。
軍號的聲音在遠山回蕩，這是催促勞作了一天的人們盡早入睡的號聲。然而，在毛澤東的窯洞前，正在舉行一次特殊的聚餐。
這是1939年9月的一天。兩對新人在這里舉行婚禮，一對是鄧小平和卓琳，一對是解放后任過海關總署署長、中央調查部部長的孔原和許明。
毛澤東、劉少奇來了，張聞天和夫人劉英來了，李富春和夫人蔡暢也來了。中央保衛局的鄧發親自掌勺。他曾經在輪船上當過廚師，手藝還不錯，但可惜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沒有什么山珍海味，甚至連普通的雞鴨魚肉都少得可憐，但賓客們情緒很高。當天下午，他們就推著兩對新人照了合影，這張照片今天還能看到，沒有婚紗，更沒有化妝，鄧小平難得地面露微笑，卓琳倒顯得有點嚴肅。
這年8月，鄧小平從太行山赴延安開會期間，在戰友、朋友們的熱心幫助下，與卓琳相識。晚年，卓琳回憶說：“他（鄧小平）是從前方回來的，和鄧發住在一個窯洞里頭。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們經常到公安部來，因為公安部女同志多，經常到公安部來玩。有時候也叫我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個時候就對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塊兒到延安的女朋友，讓一個女朋友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不同意。那個女朋友和我談了兩次，我不愿意。我說我年紀還輕，不想那么早結婚，于是我拒絕了。”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卓琳是一個年輕女生。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自從結識了卓琳之后，鄧小平便經常約這位姑娘到延河邊散步、聊天。開始，他倆作為朋友，談得很開心，很投緣。鄧小平不多說話，有情人相會，語言從來都顯得多余而乏味。有時問問她怎么來到延安的，卓琳便滔滔不絕地向他“匯報”起她的“轉戰生涯”。
卓琳原名浦瓊英，她的經歷，雖不像鄧小平那樣波瀾壯闊、震撼人心，但卻同樣充滿曲折而耐人尋味。她出生在一個富甲鄉里的工商名紳家庭里，是家中第七個孩子，也是最小的一個孩子。卓琳的父親浦在廷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種原因而被“軟禁”過，于是才四五歲的她同母親先后赴越南、香港、廣州，千里尋父。她小時候從周圍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間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為之憤憤不平，小小心靈常常萌發莫名的反抗意識。
念中學時，有一個音樂女教員常常在課堂上向學生們宣講革命、宣講共產主義，卓琳對此感染深刻。有一天，這個教員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場時，這位戴手銬腳鐐的女教員慷慨悲歌，高喊共產主義的口號。那英勇就義的場面與大義凜然的共產黨人形象，深深銘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個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漸漸在卓琳的心底扎根。
1931年，卓琳被挑選為云南省體育代表團少年選手成員參加在北平舉辦的全國運動會。當從云南出發剛剛到達香港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國難當頭，運動會自然開不成了，云南隊只好撤返。沒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寫信給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讀書。家人同意后，她經上海輾轉北平，在一個補習班學習數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19歲的卓琳同數千名學生走上街頭，手挽著手，肩并著肩，加入抗議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憤怒高呼“不當亡國奴”的口號，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國民黨的賣國行徑。對她來說，這是一次靈魂的洗禮，她的思想覺悟發生了質的飛躍。
第二年，卓琳抱著學習理工以實業報國、科學報國的理想，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在校時，積極參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不多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喬裝成百姓模樣的卓琳，終于躲過日本鬼子兇神惡煞的視線，逃出北平。那種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槍實彈搜查學生和進步人士的森嚴危險場面，令卓琳刻骨銘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決計要去延安投奔八路軍、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島——濟南——西安——延安，轉船倒車，折騰數回才到達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陜北公學，經近四個月的學習圓滿完成學業。次年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成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為“卓琳”。
開始他們散步時還有點拘謹，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后來，卓琳終于大膽地挽住了鄧小平的胳膊。打這以后，延河邊的黃昏便似乎愈來愈甜蜜了，溫馨了。激情奔涌的延河水，也在他們面前顯得遜色了許多。沙灘上，留下了他們長長的月影和深深腳步……
據卓琳晚年講，當時她怕跟一個工農干部成家，因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農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們，而是怕他們沒有知識，跟他們說不到一塊兒”，因此她不敢同這些人談情說愛。后來，鄧小平兩次主動找上門來，卓琳聽了他的有關情況和理想后，覺得他還不錯，是個知識分子。卓琳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自己已經23歲了。于是對自己說，算了吧，湊合吧，再說他還很優秀的。”
喜酒喝得十分酣暢。戰友們為鄧小平高興，盡管是木板搭成的桌子，盡管沒有什么美味佳肴，盡管赴宴者衣服上還補著補丁，連新娘也不例外，但窯洞婚禮的氣氛熱鬧異常。這些剛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革命戰士，居然也童心大發，一杯接一杯地灌新郎喝酒。
他們群起而攻，目標明確，輪番勸飲，硬是把孔原灌了個酩酊大醉；鄧小平也不知哪來那么大的酒量，有勸必喝，竟然面不改色，泰然自若，反倒把勸酒的都一個個喝得敗下陣去。那些參加婚宴的夫人們，無不驚奇“小平的酒量真大！”
其實，也是那些勸酒的人未飲自醉，先輸一籌，他們就沒想想，鄧小平素來哪有這么豪飲而不醉的酒量；便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也未必就面不改色心不跳。后來，張聞天才把老底抖開，原來是李富春和鄧發幫了他大忙，他們專門弄了一瓶白開水充酒，兩人各執一瓶，一左一右，一真一假，為大家斟酒，才救了老朋友的駕。而鄧小平也居然配合密切，紋絲未露。
這次婚禮，凡在延安的中央高級領導都參加了，使鄧小平和卓琳唯一遺憾的是周恩來副主席與夫人鄧穎超未能光臨。此前不久，周恩來在河邊遛馬，被江青突然騎馬揮鞭疾馳而來驚了馬，摔壞了一條胳膊，此時正在蘇聯養傷。
鄧小平和卓琳的婚禮舉行得簡樸而別致，他們的新婚蜜月更富有傳奇色彩。鄧小平心系太行，惦念著劉伯承師長和一二九師全體官兵將士，牽掛著根據地反“掃蕩”的安危進展。思歸心切，幾天后他帶著新婚妻子卓琳告別了延安，東上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