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為人民”的歷史跨越
——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
任仲平
（一）“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丁玲、艾青、艾思奇、賀綠汀、冼星海……一批批風華正茂的文化青年向著光明，沖破重重封鎖輾轉西行。幾年內到達延安的知識分子竟達四萬余人，相當于1937年初中共黨員的總和。對于這個黃土高原上的小城，當時的《解放日報》這樣評述：“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為全國文化的活躍的心臟。”
就在這個不起眼的小城里，1942年5月23日，一場歷時20多天的座談會，一篇兩萬多字的講話，揭開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新紀元。
“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滾滾延河水記錄下一個政黨氣勢磅礴的思想樂章。70年過去，社會主義中國波瀾壯闊的文化歷程，依然可以從那里找到起點。
“一切進步的文化創作生產都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2011年10月，十七屆六中全會的莊嚴宣示，如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時代回響。以六中全會為標志，我國文化改革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延安文藝座談會成為一座影響深遠的偉大里程碑。那篇源自延安土窯洞的鏗鏘講話，歷經70年歲月依然閃耀著永恒的思想光芒和跨越時空的不朽力量。
（二）寶塔山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懷抱理想的進步青年在巨大的熱情中，追尋文藝救國之路。
雖然文藝的百花園生機盎然，但也存有思想困惑。理論與實踐脫節、對現實生活“不熟、不懂”、更注重表現自我……這讓一個年輕的政黨思索：在報國激情如大海奔涌的時代，文藝應有怎樣的形態？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文藝應秉持怎樣的原則？在領導中華民族于決死中迎來新生之際，應樹立怎樣的文化領導權？
需要有一種文藝主張與文藝思想，來凝聚和激發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力量；需要有一個根本方針和基本方向，為延安乃至未來中國的文藝事業和文化發展指明道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第一次系統闡述黨的文藝觀，第一次明確表明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第一次科學回答文藝創作與批評中的重大問題……毛澤東所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自有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以來最重要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著作。
延安文化的史詩，由此落墨。“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正如作家蕭軍所言，“大家都照著《講話》的方向、道路和目標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從《小二黑結婚》到《王貴與李香香》，從《兄妹開荒》到《暴風驟雨》，從“戰地社”、“戰歌社”到新秧歌運動，一大批感人肺腑、影響深遠的優秀文藝作品，喚起了一個民族團結進取、抗擊敵寇的革命激情。在“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放歌”的創作潮流下，曾經黯沉寂寞的淺吟低唱，讓位于激昂奮進的雄渾樂章，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發展起來的中國新文藝，在延安實現了歷史性飛躍。人們驚訝地從中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創世紀”。
中國文化的新篇，由此開啟。將文化戰線與軍事戰線并提，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此前中國社會革命和思想文化運動基礎上的新發明。他們清楚地看到，要贏得“庶民的勝利”，社會革命必須而且應當同文化革命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場革命中，人民群眾是革命的主體，也是文化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深刻的文化自覺由此確立。“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在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華民族尋求獨立與解放的時代洪流中，“手里拿筆的軍隊”與“手里拿槍的軍隊”攜手戰斗，開啟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嶄新紀元。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為起點，在近現代中國的風云激蕩中，中國文化開始了不同于數千年固有軌道的發展歷程。
掌握文化的主導權，體現文化的人民性。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從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文化思考到改革發展時代的文化繁榮，我們黨始終將文化發展擺在重要位置，精心領導，并伴隨時代發展不斷提出新的戰略思想，做出新的決策部署。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為起點，70年風雷激蕩的歷程中，共產黨人探索出一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