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為理：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

　　很認真的讀過《人文頌》，也不自覺的就產生了一種沖動，想應和《人文頌》。

　　詩人荷爾德林講，我們處在一個貧乏的時代。貧乏的時代缺乏哲學的運思。海德格爾說，所謂哲學運思，就是：“豎起我們的耳朵，靜心傾聽在傳統中作為存在者的存在向我們訴說的東西。通過傾聽這些訴說，我們就達到了‘應和’。”

　　儒學參與了中國農業社會文化創造的全過程，作為一種浸淫著我們民族血脈的傳統，儒家文化所想訴說的東西很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儒家的理想非常遠大，儒家文化的內涵和追求隨著歷史的演進而不斷豐富，但儒家文化的訴說有一個始終如一的指向，就是：教化倫理道德。所謂“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從而教化百姓、敦睦人倫，是儒學的基本宗旨。也就是說，儒家文化關心的主要不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對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的調節。儒家文化的要義因而是倫理中心、政治至上，是仁義、禮治，是“內圣外王” 、“經世致用”等等。

　　《人文頌》抓住儒家所推崇的“仁義禮智信”五德，演繹“愛人、剛毅、和諧、求道、思誠”的理念，立仁愛之心、壯士之心、恭敬之心、智慧之心和天地之心，歌頌生命的關懷、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尊嚴、生命的境界和生命的承諾。這顯然是準確把握了儒家文化的關鍵詞，抓住了儒家文化的精髓。

　　儒學的千秋功過，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評說。儒學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在歷史邁入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今天，我們不可能從儒學里面找到解決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的萬能鑰匙。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講：“儒學的內容距離近代世界的要求相去太遠”，“儒學內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機。”

　　但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儒家文化是一種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人文頌》選擇運用交響樂這一音樂表達形式，詮釋和演繹“仁義禮智信”這一儒家思想的精華元素，既是“返本”，更是“開新”。

　　特別想指出的是，以“人文頌”為儒家文化交響樂點題，不失為“化腐朽為神奇”之筆，一下子就將對“仁義禮智信”的一般談論，提升到了對人文精神的倡導和弘揚的層面。

　　人文，作為人類文化的一種基因，作為一種樸素的習慣和意識，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都存在。如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講“人是萬物的尺度”；孔子聞馬廄失火后，首先問的就是“傷人乎？” 但是，作為一種穩定的價值觀及其規范，作為一種引領時代的精神，我們的傳統文化里是找不到的。

　　一般認為，儒家人文精神的元典可以追溯到《周易》。其最初的表述為：“（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有人認為，在中華傳統文化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科學精神并未得到充分發育，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則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周易》里所談論的“人文”的本來意思是什么？“文明以止”，“止”是規矩，是限制，用朱熹的話來說，“止，謂各得其分”；而講規矩、限制，各得其分，就是人文。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問題是要用什么樣的規矩“化成天下”？答案很清楚：“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是男，是君，是父；坤是女，是臣。它要化成天下的文明秩序是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也就是說，在這里人的價值是不能得到真正體現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至上，都有平等的權利。我們也很難從“人為貴”的說法中得出儒家“以人為本“的結論。實際上，如果說儒家也講所謂的“以人為本”，那么她主要是指以人生為本、以人心為本，通過“向生命處用心”和“內在超越”來求得人與世界關系的和諧，以實現“化成天下”的目標。

　　現代意義上的“人文”理念來源于西方的人文主義或人文精神。從哲學方面講，人文主義以人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人文精神是人類對于自身存在及其意義的關切，倡導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發展人，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關懷和維護，對人的權利的尊重。人文精神包含自由、平等、博愛等普適價值，并以深刻的人本主義為本質特征，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和超越。

　　儒家文化中具有樸素的“人文”元素，卻缺乏現代意義上的人文精神。儒家文化交響樂以“人文頌”點題，是對“仁義禮智信”的一種嶄新的詮釋，賦予了儒家文化新的生命活力，有利于實現《人文頌》所追求的“世界文明的視野，中華文化的表達”之間的“融合無間”，也有利于超越儒家文化“泛道德主義”的局限，并有利于工業和后工業時代中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嫁接與新生。

　　《人文頌》的另一個意義在于，她為深圳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養分，并建立起了傳統與現代在深圳城市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有效關聯。深圳是一座無中生有的城市，從文化上來講，深圳是一個無根的城市，傳統也好，本土也好，跟深圳城市文化的發生無關。但深圳又是一個有文化追求、有文化理想的城市，文化的深圳正在一天天長大，而這種文化不應該單單是與經濟、與市場、與科技、與創新和創意緊密相聯的，還應該是多元的、混雜的，既能與世界文明圓融無礙，也能接傳統文化之地氣，能開“源”繼“流”。

　　另一方面，《人文頌》還是一種以音樂的形式表達的形而上的追求，將是對經驗的、功利的、世俗的深圳的一次超越和洗禮。“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造就了城市的輝煌，卻未能建立起人內在的精神秩序。《人文頌》也許可以發揮音樂“載道、凈德、明心”的力量，對治現代人因“物欲橫流”、“神死物遷”所導致的的價值失落，為當今國人之內心秩序的重建發揮作用。

　　蘇格拉底講，音樂可以用美來浸潤心靈。亞里士多德說，音樂是閑暇時的智力享受。孔子講：“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唐君毅先生說，無論是江湖之遠，還是廟堂之高，無音樂所不能至之境。……希望《人文頌》能印證這些先賢的話語。

　　（王為理：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