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非
自一九七九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起，祖國大陸就一貫主張盡快實現兩岸直接“三通”，積極推動兩岸通郵、通商、通航。盡管兩岸“三通”發展進程一波三折，但是，經過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海峽兩岸從互不往來到間接“三通”，從試點直航到局部直通，二十多年來不斷取得進展和突破，兩地之間的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等各種經濟要素的相互流動日趨頻繁，經濟交流規模日益擴大，從而加深了兩岸經濟的相互依賴，促進兩岸經濟的共同繁榮。
兩岸通郵是兩岸“三通”最早突破的環節。從一九七九年五月祖國大陸郵電部門全面恢復收寄郵往臺灣的函件起，兩岸郵件往為不斷增加，一九九四年最高峰時達一千九百一十一萬件。隨后，由于電話等其他通訊手段的替代作用，兩岸郵件傳遞業務雖有所下降，但在兩岸經濟交流中，仍扮演著特殊的功能性角色。兩岸電信往來自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開通以來，業務量快速增長。目前，兩岸每年話務量達三億通、十億分鐘之多，兩岸電信交往在技術上已由間接轉為直接，從而有利于進一步降低通郵的勞動成本，促進兩岸經濟交流。
兩岸通商從八十年代轉口貿易的起步，到九十年代前期轉運貿易的興起，再到九十年代后期過境貿易的發展和“準直接”貿易形態的出現，逐步向直接形式轉變。從一九九二年起，祖國大陸一直是臺灣最重要的貿易順差來源地，至二00二年底，累計達一千七百億美元。如果扣除臺灣在兩岸貿易中享有的順差，臺灣外貿順差(同期為一千一百億美元)將轉為嚴重的逆差(六百億美元)。臺灣對大陸順差的收益，正好彌補了對日本逆差的缺口(同期為一千七百億美元)。兩岸通商不僅為雙方，尤其是臺灣方面創造了巨大的貿易利得，而且使兩岸之間建立起相互依存的貿易關系。祖國大陸已成為臺灣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臺灣也成為大陸第四大貿易伙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未來兩岸通商規模將進一步擴大，二00三年預計突破五百億美元，其中臺灣貨物輸往大陸將達四百億美元，大陸貨物輸往臺灣也將超過一百億美元。
兩岸通航是兩岸人員往來和貨物運輸的主要方式，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形成“不通航而通運”的局面，九十年代中后期，又逐步摸索出“試點直航”等模式，至二十一世紀初期，進而出現福建沿海地區與金門、馬祖直接通航的局面。目前，兩岸每年都有數千萬噸的貿易貨物、數百萬個集裝箱通過轉口、轉運或過境的方式相互流動；每年通過各種渠道往返兩岸的臺灣同胞達三百六十萬人次，累計超過三千萬人次；常年在祖國大陸居住的臺胞有一百萬人之多。如此規模的貨物流動和人員往來，產生了對兩岸直航的市場需要，促進兩岸“三通”進一步向直接形式轉化。尤其是兩岸相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客觀形勢已發展到突破直航的臨界點，逐漸走向全面直接“三通”的不歸路。
兩岸“三通”促進了臺灣企業到大陸投資和發展，從而有助于臺灣經濟轉型。目前，臺商到大陸協議投資累計約六萬家、金額達六百多億美元，實際開業或投產三萬多家，到資三百六十億美元。島內有限的經濟資源和空間，要求其將視野擴大到海峽西岸，通過融合并吸納祖國大陸的資源，拓展臺灣經濟的發展空間，為其產業升級與貿易轉型開辟一條出路。從八十年代中后期從事下游工業生產的中小企業大量涌入大陸東南沿海地區設立加工出口基地，到九十年代供應原材料的中上游工業生產大企業不斷進入大陸拓展市場空間，再到二十一世紀初期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的高新技術企業紛紛到大陸投資設廠，都顯示兩岸“三通”對臺灣經濟轉型有著越來越重要的促進作用。據臺灣有關經濟研究機構評估，兩岸經貿對臺灣經濟增長的影響度已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在兩岸“三通”的帶動下，臺灣對外經濟循環已從過去“日本提供技術——臺灣加工生產——外銷美歐市場”的舊“三角模式”，轉變為“日本進口——臺灣設計——大陸加工——美歐銷售”的“四角模式”。這是近十年來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動力。二十一世紀初期，這一循環模式將進一步向“日本進口——臺灣設計——大陸加工與銷售”的新“三角模式”轉化，對大陸的市場依賴度將進一步加深。從長遠趨勢看，這種依賴關系最終將走向“雙環模式”，即逐漸演變為直接運用大陸技術和市場的“大陸——臺灣”之間的經濟循環。可見，海峽兩岸只要順應歷史發展潮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促進“三通”朝直接、雙向、全面的方向發展，就能達成互補互利、共同繁榮的雙贏局面。
來源：中新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