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獲得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后，與之相匹配的金融人才話題也提上議事日程。

    隨著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城和外灘金融集聚帶的快速發展，作為金融中心硬實力的載體已經日趨成型。     

    與之相比，金融人才短缺卻日益成為制約上海金融業發展的“軟肋”。

    4月19日，上海市政府出資3.2億元組建的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揭牌；4月23日，上海市人大對《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草案）》（修改稿）（下稱《條例（草案）》（修改稿））進行二次審議，涉及“金融人才環境建設”內容被進一步細化。業內人士稱，這些接二連三的舉措似乎預示著上海市政府正準備為“金融人才”培育和引進展開新一輪的布局。

    金融人才“雙緊缺”

    今年3月9日，倫敦金融城公布了“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上海名列第31位，雖然領先于中國內地其它城市，但繼續大幅落后于中國香港、東京、新加坡等城市。

    分析人士認為，在影響金融中心發展最重要的14項競爭力因素中，除了法律體制尚不健全、人民幣仍不可自由兌換等原因之外，欠缺“具備優秀人才以及靈活的人才市場”被認為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2008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藍皮書》（以下簡稱《藍皮書》）明確指出：“上海金融從業人員的數量與質量，直接影響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進程。當前上海金融人力資源建設，尚有諸多課題亟待研究和求解。”

    今年2月，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屠光紹在“2009第一屆中國財富與資產管理論壇”上坦言：“如何吸引高層次人才到上海是整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最關鍵的一環。”

    《藍皮書》認為，金融人力資源的數量與質量，決定了一國或一地區金融業的競爭力，因此，它構成了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評估的首位指標。相應地，上海金融人力資源在數量和質量方面的建設，就無疑成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首要工程。

    那么，上海想要“晉升”為合格的國際金融中心，其金融人才的缺口究竟有多大呢？從總規模而言，世界上眾多金融中心，金融從業人員占就業人口比重均為10%以上，倫敦和紐約占比為11.5%，中國香港為14%，而上海金融業員工約20萬（包括勞務派遣工），僅僅占全市就業人口的1%。

    《藍皮書》認為，上海金融業面臨“雙緊缺”，既緊缺通曉金融、外語、法律、電子商務及熟悉WTO游戲規則的復合型金融人才，也緊缺熟悉私人銀行金融產品創新、金融工程、保險精算、核保審賠、保險經紀、產業研究、風險資本運作、資產信托、期貨業務的金融專才。因此，從長期來看，作為擁有1200萬就業人口的上海來說，按照國際金融中心人才占比就業人口計算，金融從業人員及其配套復合型人才缺口至少100萬以上。

    “引進論”與“培養論”有爭議

    面對這樣的“金融人才缺口”，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上海的金融人才一方面需要引進海外人才，一方面需要上海和全國的金融學院培養人才，來補足缺口。”

    2008年12月，上海金融辦等部門組團赴歐美招聘高端緊缺人才的新聞曾被國內外媒體廣泛報道，此舉被很多人視為中國抄底“美國華爾街”、“倫敦金融城”的一次壯舉，同樣也是引進論的一次實踐。

    長期以來，面對上海金融人才短缺的問題，一直存在兩種解決方案，即引進論和培養論。引進論認為，只有尊重金融人才的國際市場價格，同時安排適當的稅制，就可能吸引高端國際金融人才。與之相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則力主培養論，他認為，引進肯定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國外人才到中國肯定會遇到“水土不服”。

    《中國經濟周刊》了解，在上海有關部門“大張旗鼓”赴歐美招聘金融人才半年之后，從“引進”兼顧“培養”的轉變折射出了上海市有關部門在培養金融人才問題上思路布局已經逐漸清晰起來。

    副市長掛帥金融學院理事長

    今年2月，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屠光紹曾表示：“到海外招聘人才不是最主要的策略，我們本地的、國內的人才是主要的人才。”兩個月之后的4月19日，上海市政府通過財政撥款出資3.2億元組建的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由上海市市長韓正親自揭牌，而作為分管上海金融事務的副市長屠光紹更掛帥擔任了該學院的理事長。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院長王江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巨額投入說明上海市政府對于金融人才培養是十分重視的。根據近期計劃，我們在未來3至5年內，每年培養300名金融人才，待逐步穩定之后，在未來8至10年，每年可培訓出500名專業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該學院的管理模式同樣具有中國特色。據方星海介紹，該學院采用的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是國際慣例和中國自身情況相結合的產物，目的是確保建設成為國際一流金融學院。

    記者注意到，作為最高決策機構的理事會共有11位理事會成員，其中就包括了上海市副市長屠光紹、上海市副秘書長蔣卓慶、上海市發改委主任周波、上海市財政局局長葛愛玲、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揚、上海市金融辦主任方星海等6位官員理事。這也意味著上海市政府對于學院決策具有相對多數的表決權。

    未來將降低金融人才稅負

    截至目前為止，除了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之外，上海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上海金融學院等高等院校不同程度地擔負著為上海培養金融人才的重任。但是與巨大的金融人口缺口相比，這些依然顯得不夠，因此引進國內外人才依然被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4月23日，上海市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針對《條例（草案）》（修改稿）進行二次審議，涉及“金融人才環境建設”內容已經做出了進一步的細化。

    同日，上海市人大宣傳處向《中國經濟周刊》提供的資料顯示，在此次修改中，“（上海）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區、縣人民政府應當對引進的高層次、緊缺金融人才在戶籍和居住證辦理、住房、醫療保障、子女就學等方面提供便利”被進一步強化。

    然而，一直備受關注的金融人才稅負減免的設想并未在此次《條例（草案）》（修改稿）中得以體現，是否會在下次審議時進行修改尚未可知。

    此前，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對內地的金融行業而言，金融人才的稅負可能有些過重，所以上海會在未來進一步降低這方面的稅負。我們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來上海工作。”

    延伸閱讀：上海GDP增速為何倒數第一

    《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上海市統計局近日發布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上海GDP增速同比下降近8.5個百分點至3.1%，此增速遠遠低于同期全國6.1%的水平，在已經公布同類數據的二十多個省級行政區劃中位居末席。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上海遭遇發展瓶頸既有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等短期因素作祟，更與其率先面臨經濟轉型重任有關。

    首先，上海是全國經濟外向度最高的地區，有數據表明，上海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高達170%，而這一數字不僅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甚至比同為外貿重鎮的廣東（150%）和江蘇（120%）也要高出許多，這決定了上海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反應更為敏感，如今年一季度，上海進口、出口以及進出口總額同比分別下降32.1%、20.8%和26.3%，三項降幅均大于全國水平（30.9%、19.7%和24.9%）；

    其次，上海是全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因此，在目前民間投資意愿低迷而公共開支力度空前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統籌區域發展的意愿很容易導致其資本獲得相對較少。關于這一點，最直觀的結果是，今年一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8%，反觀上海的情況卻是，該項指標竟然低至接近于零增長的1.7%；

    第三，上海是全國最先進入工業化后期的地區，但是，與全國其他地區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一樣，上海之前的快速工業化主要有賴于交通便利，以及因之發生的生產要素快速集聚。由于這一過程并未帶來技術水平同步提升，以上海為代表的先發地區并不能排斥基礎設施不斷改善中的欠發達地區逐漸加入競爭者的行列，更有甚者，伴隨先發地區商務成本不斷上升，其在起步階段因地理位置而擁有的競爭優勢反而會逐漸退化為競爭劣勢。

    鑒于形勢變遷，上海曾在全國率先提出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但是，經濟政策并非輕易可以轉向，任何政策一旦實施，就會因為自增強作用而表現出或多或少的路徑依賴。此愿景與現實不相匹配的情況比比皆是，譬如說，2008年以來，上海六大重點發展行業工業總產值同比增幅下降快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再譬如說，上海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雖已實現止跌回升，但是去年上半年創下的階段性新高10.4%，仍遠低于2001年取得的歷史峰值12.5%。

    上海遭遇的發展瓶頸絕非上海一地之困，原因在于長期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領頭羊的上海能否順利實現經濟轉型，預示著身處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能否在更大范圍內、更長時期內保持經濟平穩健康有序發展。要知道，在中國這樣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中，雖然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但就最基本的發展理念、發展模式、發展路徑而論，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的，更不用說，上海等地以往發展所借重的推力，如更多的外商投資、更多的財政支出等，時至今日仍是大部分地區政策激勵的核心目標。

    過度依賴初級要素投入遲早都會難以為繼，長治久安的惟一辦法是轉而注重高級要素的培育和投入。目前來看，比較令人樂觀的是，以上海為先導的我國改革開放先發地區的前期增長已經產生出對于高級要素的強烈需求，與此同時，為了滿足這種新的需求，各類旨在重新調整資源配置的制度創新開始從誘致和強制兩個方向發生、發展。按照以往經驗，一旦先發地區因為制度創新重新獲得相對效率，更為廣大的后發地區就可通過仿效一并轉入新的軌道。（記者 談佳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