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27日至30日，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臺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舉行第一次“汪辜會談”。這是海峽兩岸高層人士在長期隔絕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觸，是兩岸走向和解的歷史性突破，是兩岸關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汪辜會談”是兩岸落實“九二共識”的重要成果，是海峽兩岸關系邁出的“歷史性的重要一步”。10年來，盡管兩岸政治關系漸行漸遠，但“汪辜會談”及其成果對推動兩岸事務性商談、兩岸經貿合作和各項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汪辜會談”建立起兩岸制度化的事務性協商與政治對話機制，并解決了兩岸交流中的一些實際問題。
“汪辜會談”是1949年以來兩岸高層人士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的會談。會議達成“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和“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等四項協議，為兩岸關系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建立起制度化的協商機制，兩岸關系穩定發展；二是為兩岸經濟、貿易、文化及人員往來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氣氛。
“汪辜會談”之后，大陸海協會和臺灣海基會先后進行了近20次不同層級的商談與會談，就兩岸交流中衍生的問題進行商談。雖因臺當局一直在“司法管轄權”問題上大做文章，造成兩會會談波折不斷，“兩岸劫機犯遣返”、偷渡犯遣返、兩岸漁事糾紛等三項事務性議題不是無法達成協議，就是雖然兩會達成協議，但臺當局拒絕簽署。但應該看到，兩會管道的暢通及兩會事務性協商的進行，以及1995年春決定的第二次“汪辜會談”計劃，推動了兩岸關系的發展。兩岸事務性協商和第二次“汪辜會談”由于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毒化了兩岸兩會商談的氣氛而被迫中止。兩岸政治關系形勢急轉直下，出現嚴重的緊張對立局面。
中共十五大再次提出兩岸及早開啟政治談判的建議，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積極靈活的措施。迫于島內外促談壓力及選舉需要，臺當局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較務實的做法。1998年10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率團到祖國大陸參訪，江澤民、錢其琛等分別會見辜振甫。在上海，汪道涵與辜振甫兩度會晤，并達成“四點協議”，包括進行政治、經濟對話，加強兩會各層級人員的交流互訪和汪道涵應邀在適當時候訪問臺灣等。辜振甫來祖國大陸參訪及兩岸進行的高層接觸、對話，打破了臺灣當局長期以來對于兩岸高層政治性接觸的禁忌，開啟了兩岸實際上的政治對話。此后，兩會經過兩次副秘書長級的會談，原則確定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于1999年秋天訪臺。同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兩會接觸、交流與對話再次被迫中斷，汪道涵回訪臺灣的計劃也沒有實現。陳水扁上臺后，拒絕一個中國原則，公開否認“九二共識”，拋出“一邊一國論”，致使兩會對話和協商無法恢復，兩岸政治僵局無法打破。
事實證明，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進行的兩岸商談與對話不但對解決兩岸交流中的具體問題、維護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促進兩岸經貿合作和各項交流的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更成為兩岸政治關系緩和與否的重要指標。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進行兩岸商談與對話，無疑有利于兩岸關系的緩和；相反，否定“九二共識”，破壞兩岸商談與對話，必然導致兩岸政治關系的緊張與對立。
二、“汪辜會談”促進兩岸交流快速發展。
盡管臺當局推行“戒急用忍”和“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大陸經貿政策，但“汪辜會談”帶來兩岸緩和的氣氛，加上兩岸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使得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仍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兩岸間接貿易快速增長，經濟合作規模和領域不斷擴大，互補互利局面正在形成。1993年，兩岸貿易額達143.95億美元，比1992年增長94.26%。2002年，兩岸貿易額更高達446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按外經貿部公布的統計數字，1993-2002年兩岸貿易額累計達2350億美元，是1978-1992年兩岸貿易額的8倍多。目前，兩岸互為重要貿易伙伴，大陸市場正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大陸（包括香港）已取代美國，成為臺灣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自1993-2002年，臺灣累計自大陸貿易順差1500多億美元，約為1993年以前的8倍。
臺商投資祖國大陸成為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汪辜會談”進行的當年，臺商掀起投資大陸的第一波高潮，投資項目1萬多個，協議金額99.65億美元，實際利用臺資31.39億美元，分別比1992年增長70.27%、79.78%、198.95%。2000年以來，臺商沖破當局封鎖，掀起了投資大陸的第二波高潮。到2002年底，臺商投資大陸55000個項目，實際投資約331億美元；其中，自1993-2002年，臺商投資大陸4萬多個項目，實際投資約310億美元，分別是1993年以前臺商投資總項目、實際投資金額的4倍多、16倍多。臺商投資大陸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由中小企業向大企業發展，由勞動密集型為主，轉向以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大企業、大項目、高科技企業逐漸成為主流；二是投資地域不斷擴大，“上海熱”、“青島熱”、“西部熱”紛紛涌現；三是投資領域不斷擴大，由食品、輕工、服裝等傳統產業，向金融、保險、醫療、電訊、航空等領域發展；四是臺商加快將研發基地轉移到祖國大陸。
與此同時，兩岸各項交流不斷深入，人員往來層次不斷提高。一是交流領域不斷拓寬，并逐漸向深層次、專化化發展，學術交流和科技產業交流逐漸增多。二是人員往來規模迅速擴大。1993-2002年底，兩岸人員往來累計近2300萬人次（其中臺灣同胞來祖國大陸約2230萬，大陸同胞赴臺超過70萬），是1987-1992年兩岸人員往來總和的5倍多。三是高層往來增多。民進黨上臺以來，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蕭萬長分別于2000年、2001年率團訪問大陸，成為國民黨到臺灣后赴大陸訪問的最高層級人士。兩岸交流和人員往來對兩岸同胞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增進了解和互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兩岸“直航”取得局部性突破，“通郵”取得實質性進展。
長期以來，臺當局把“三通”視為謀求“兩岸對等政治實體”、“國與國三通”的政治籌碼，以“臺灣安全”、“官方談判”、“國際航線”等諸多借口，拒不開放“三通”。但隨著“汪辜會談”以來兩岸經濟關系與各項交流的迅猛發展，全面“三通”、尤其是兩岸“直航”成為兩岸關系和島內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在兩岸同胞、工商界的強烈呼吁下，尤其是在祖國大陸的積極推動下，兩岸“直航”逐步取得進展。一是1997年4月，福州、廈門與高雄間啟動“試點直航”，結束了海峽兩岸48年來商船不通航的歷史。二是臺“交通部”于2001年8月6日批準高雄辦理與大陸之間的“海空聯運作業”，使兩岸直航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小步”。三是臺當局從2001年1月2日起，分階段開放金門、馬祖與福建沿海的貨物和人員直接往來。2002年6月，臺當局又有限度開放臺灣貨物和人員通過金馬單向中轉大陸，并有限度開放澎湖“小三通”。四是大陸控股的澳門航空公司和港龍航空公司先后自1995年12月、1996年8月開始，分別經澳門、香港機場時不需要換班機，只要更改航班號，就可以“一機到底”模式飛行兩岸。五是2003年“春節臺商包機”是自1949年以來第一批飛航大陸的臺灣民航客機，戳穿了臺當局所謂“兩岸直航不利臺灣安全”的謊言，在島內引起熱烈反響。
為溝通兩岸人民信息，給兩岸經貿往來和人員交流創造條件，祖國大陸相繼制定兩岸通郵、通話的管理辦法，并采取了許多實際步驟，促進了兩岸郵政業務的發展。“汪辜會談”簽署了“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誼協議”，同年6月兩岸開始互辦掛號函件業務。兩岸各項郵政業務基本全面展開，“通郵”取得實質性進展。
兩岸電信業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但合作程度深，發展速度驚人。兩岸除共同參與投資直通兩岸的“歐亞海底電纜”外，兩岸有關部門還達成共識，投資由祖國大陸主導的“中美海底電纜”工程。1998年8月，臺灣與新加坡合作的“中新一號”通信衛星發射成功，臺當局開放中華電信公司通過該衛星經營兩岸衛星通信直播業務，為兩岸電信業務直通創造了條件。目前，兩岸直達光纜和衛星電路已達3000多條，并相繼開辦了電話、電報、數據通信、電子信箱、移動電話漫游等業務。大陸往臺電信業務量已居出境業務的第二位，僅次于香港；臺灣往大陸的電信業務高居其發出量的第一位，已占其島外業務量的30%。由于兩岸間接通郵通電，雙方郵電資費不能直接結算（須經由第三者拆賬），增加了彼此營業負擔，更影響兩岸電信業務的進一步發展。
（彭維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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