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的紫禁城太和殿廣場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作家祝勇一部講述辛亥革命歷史的非虛構作品《辛亥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辛亥年》以辛亥年一年為橫斷面，通過一年中的戲劇化轉折，剖析每個階層、每個個體的掙扎與抉擇，評判他們在歷史轉折關頭所扮演的角色。閱讀它，稍有些訝異的是，這一年并不是從一開始就顯出衰敗跡象。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雖然不是形勢大好，但也是一點點在好起來。但是恰恰就是這一年，一個王朝走向了它的終點。
閃回
辛亥年的N個瞬間
●辛亥年春節之前，一場源于哈爾濱的鼠疫，由東北三省向北京進逼。辛亥年春節剛過，大清帝國的皇太后隆裕就垂詢東三省鼠疫蔓延到京的情況，攝政王載灃回答：“業已撥款，飭民政部及各衙門暨直東各督撫竭力防范，早為撲滅，想不致傳染來京。”
從那一天起，京城的警察開始挨家挨戶地勸說，凡有穢臭腐爛等物，切不可拋棄在街道上。各區專門派出衛生警官，一律佩戴紅十字袖章，監控疫情。同時，北京的街頭出現了許多灑水車，沿街噴灑石灰水消毒……
即將對大清帝國進行正式訪問的德國皇儲在印度得知北京鼠疫的消息后，取消了訪問計劃，踏上了回國的行程。
●正月初十，是隆裕皇太后的萬壽圣節。大年初一，太和殿像往年一樣舉行一場盛大國宴，招待各少數民族王公及外國使節。太和殿大宴共設宴桌210席，每次都要耗用羊百只、酒百瓶。
●四月初一，1911年4月29日，清華學堂在清華園開學，這就是清華歷史的開端。1910年11月，游美學務處向外務部、學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業館辦法。其中提到，因已確定清華園為校址，故呈請將游美肄業館名稱改為“清華學堂”。12月，清政府學部批準了這個改革辦法。之后，清末兼管學部和外務部的軍機大臣那桐于宣統辛亥年（1911年）為清華學堂題寫了校名。
●四月初七，１９１１年５月５日，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出席同盟會芝加哥分會集會時，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并動員當地華僑購買該“公司”股票，籌款支持國內革命活動。孫中山許諾，股金本息，革命成功后加倍償還。
●五月二十六，公元1911年6月22日，大清帝國巡洋艦海圻號抵達英國，參加英國國王喬治五世加冕慶典，以及24日舉行的海上多國艦隊校閱儀式。
1911年6月26日，完成赴英慶賀英王加冕大典外交使命的海圻艦，自樸次茅斯港外錨地起航，經過兩個星期的連續航行，抵達紐約。中國軍艦首次出訪美國本土，在全美上下引起了強烈反響。 海圻號官兵全副武裝前往格蘭特總統墓地敬獻花圈。軍樂嘹亮，中國軍人第一次在美國國土上武裝行進。
●七月二十四（1911年9月16日）上午，在北京德勝門外，軍歌嘹亮，戰旗飄揚，在24歲載濤的親自指揮下，全體禁衛軍官兵整齊列隊，接受攝政王載灃的檢閱。當載灃出現在校場時，軍樂《崇戎譜》響起，全軍均按閱兵式隊形舉槍致敬，林立的槍管在秋天的陽光下形成一排整齊的平行線，似乎在表明帝國軍隊的堅不可摧。
辛亥年到來的時候，似乎沒有跡象表明，這將是這個鐵血帝國的最后一年。這一年，是從隆裕皇太后萬壽圣節（正月初十）的歌舞升平開始的，而在這一年行將結束的十二月二十五（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卻頒布了一紙退位詔書，中國的封建政權就此曲終人散。歷史的急轉直下，在當時絕大多數人（包括革命領袖）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一年，如同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開篇所說，“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敘”。對于帝國來說，最危急的時刻（庚子事變）已經過去，在中央的號召下，各地議會（咨議局）已紛紛成立，盡管朝廷制定了立憲期限，但國會（資政院）建立已經不可逆轉，只是時間問題，以梁啟超、楊度、張謇為首的立憲派已經沉浸在成功之前的興奮中；包括法制在內的制度建設已卓有成效，具有近代意義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尚未頒布）等紛紛制定完成；鐵路、煤礦、公司、股市、律師、國有企業、合資公司……各種新生事物層出不窮，資本主義事業在封建主義的皮囊內部高歌猛進；軍事方面，一支參照世界先進水準打造的新建陸軍已經形成戰斗力……所以，這一年縱然災異不斷，卻符合黃仁宇所說：“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起義不斷（如著名的黃花崗起義），也大多是曇花一現，規模影響遠不及當年的太平天國，因此，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說：“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從表象看，帝國已經從死亡的邊緣緩過一口氣，進入復蘇和發展的嶄新歷史階段。
但是這個自信的帝國正是在“我們一點點好起來”的形勢下猝死的。孫中山直接領導的十余次起義未能撼動它的根基，來自武昌的一次“計劃外”起義就將它送進墳墓。仿佛一個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辛亥年的故事，在今天聽起來仍然像是一個傳說，這是歷史本身的張力，后世作家不需要太花心力，只需如實描畫出它的大致形象，戲劇性就自然顯現了。有人說，革命不是產生于最黑暗的年代，而是壓迫稍微放松的年代，是對于黑暗的一種滯后反應。無論這是否能夠成為一條定律，至少在辛亥年，它是適用的。
帝國的悲劇，正是埋伏在它的自信里，埋伏在它的自我標榜與自我迷戀里，埋伏在它萬世不朽的期許與謊言里。大清帝國不是沒有危機，否則它的猝死就變得不可解，而天下的一切命運，都是可以解釋的。從消極的方面看，即使在萬壽圣節的歌舞升平中，在它自認為“一點點好起來”的形勢下，帝國的警報也沒有撤除，只是當權者對其充耳不聞而已——當權者只能聽見他們想聽的話，看見他們想看見的事物，所以在他們眼中，永遠都是天下太平。所以，辛亥年在統治者、立憲派和革命黨眼中，形象決然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別——他們擁擠在一個相同的辛亥年里，但每個人、每個階層、每個政治派別，又都有自己的辛亥年，也就是說，在一個辛亥年中，包含著無數個辛亥年。這是從辛亥年的寬度上說的。
從長度上說，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具轉折性的一年，辛亥年也不應是一個單純的紀年，在它的內部，包含了晚清數十年的光陰。所以這一年，不是一個閉合的時段，而是一個開放的時段。從大歷史的觀點看，晚清研究，也應當包括在辛亥革命研究中。如同一位朋友在讀了我的長篇小說《血朝廷》以后給我的信中所寫:“革命只是爆炸前的火光一閃，而黑屋子早就蓄勢待發了半個世紀了，是時代和歷史的必然，是時勢的風云際會選擇了革命的人和事。必然有一人要去引燃這巨大的帝國的毀滅，這樣的人、事便是歷史的精魂所在。有必然有偶然，在這樣的意義上紀念辛亥革命，庶幾貼近歷史本意。”盡管黃仁宇說，“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但在此時的帝國形勢，卻是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釀成大災。
在中國歷史上，似乎很難找出哪一年能像這個年份那樣，有著超大的歷史容量，糾集了那么多的轉折、浮沉、悲喜、恩怨、可能和不可能，在這三百多個日夜里，人世間的喜怒哀樂，都演到極限，形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我們在一百年后講述它時，依舊不得要領。我寫《辛亥年》，以一年為橫斷面，這種寫法，如果算是黃仁宇的發明，那我們應該向他致謝，因為他在雜花生樹的歷史叢林中，為我們找到了一條進入的捷徑。這種寫法，也是一種不講理的寫法，但它使本書在時間的限定性與超越這種限定之間，自然產生了一種張力。
有人參與的歷史，才是有溫度的歷史、令人糾結和嘆息的歷史。我從來不愿把歷史寫作變成對歷史年表的文學翻譯。所以寫作這部非虛構作品，我更關注人的命運。對歷史來說，人的命運似乎無足輕重；但對人來說，人的命運卻是至關重要的。辛亥革命前后是這樣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每一個歷史當事人都面臨“決定性瞬間”：“那些平時依序和并列發生的事，都壓縮在一個需要決定一切的短暫時刻表現出來”。對個人、國家、民族來說，這種時刻的選擇，關乎一生一世，存亡興替。這種選擇的過程，往往伴隨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與痛苦。
在百年后的今天，我們應當以一種更加寬容的目光，看待歷史中的每一個人，以及他們留給歷史的各種缺憾，因為我們在自己的歷史中也將面臨同樣的抉擇與掙扎，對他們的輕視、苛求乃至嘲笑，等同于對自己的輕視、苛求和嘲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