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辛亥革命期間曾經名士云集的惜陰堂
在清晚期的社會中，上海和江蘇的社會組織已成氣候:以張謇為首的江蘇教育總會和江蘇省咨議局、李平書為首的上海工巡捐局、蘇州江蘇地方自治籌備處。除張李二人外，還有若干地方上的重量級人物如復旦大學的創(chuàng)始人馬良(相伯)、姚文枬(子讓)、沈恩孚等，尤其是趙鳳昌(竹君)，在辛亥前的上海尤其之后南北議和過程中起著幕后策劃的作用。趙鳳昌(1856－1938)，江蘇常州人，原任張之洞的首席幕僚，為張打理各方事務而建立起廣泛的人脈關系，后遭政敵攻訐被張之洞忍痛罷黜，從此轉到體制外，憑借張的支持活躍于滬上，在一些工商活動、社會交際、政治事務上都發(fā)揮著穿針引線的作用。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們時時聚會，據父親黃炎培晚年回憶，在上海自然形成了幾個據點:教育總會是一處，工巡捐局是一處，望平街時報館樓上“息樓”是一處，趙鳳昌的家“惜陰堂”又是一處，往來的人來自社會各界，經常到這幾個地方經行會商。張謇來滬的時候，也時時會集在“惜陰堂”里。而在這幾處之間奔走聯(lián)絡的正是黃炎培，一方面在這些人中數三十出頭的父親最年輕，比張李趙都要小二十四五歲，同時他也是同盟會員并負責同盟會上海分部，又橫跨了文教、經濟、政治幾個社會組織，在這些組織中父親黃炎培均為其骨干。年紀最大的馬相伯老人時時召父親去徐家匯，詢問大局走勢和各方反應，早在1901年父親在南洋公學時，蔡元培就帶父親和邵力子等去馬老家學習拉丁文，相交已多年。
武昌起義之聲傳來滬上，不久趙鳳昌來電請父親去，要了解和溝通情況，及時交換看法，并商定了一些主要的立場。父親同意趙鳳昌提出的五點意見:“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種族偏見，以弭永久之競爭；發(fā)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縮減戰(zhàn)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聯(lián)絡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同意將此作為處理之后南北爭議的指導性原則。
為響應武昌起義，父親與張謇、李平書、趙鳳昌、陳其美等或在教育總會，或在工巡捐局，或在惜陰堂趙府，反復商議策劃上海起義。最后各方工作做通時機成熟，上海民軍與商團巡警在閘北起義，后來圍攻清軍大本營所在地江南制造局時戰(zhàn)事不順利，陳其美被捕，李平書與局總辦張士珩反復談判。革命軍攻下制造局后，張士珩逃跑。在上海各界歡呼聲中，陳其美被推任滬軍都督，李平書任民政長，接受了上海道、縣的官印。第二天下午，江蘇的蘇、松、常、鎮(zhèn)、太五屬在設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召開會議，一致?lián)碜o起義，并推舉黃炎培等赴蘇州動員江蘇巡撫程德全起義。
程德全，四川人，秀才出身，原為黑龍江省候補知縣，俠義正直。1900年帝俄侵略我國東北，程請赴前敵，將軍壽山命程與俄交涉，無果。俄國隔江發(fā)炮轟城，壽山自殺。程以身擋炮口，俄人受感動而停止發(fā)炮。黑龍江人民深為程的這種以一己性命力保祖國的行為感動，請求朝廷任命程為將軍，同時朝廷宴會時，俄公使夫人向中方盛稱程德全。當時恰逢黑龍江省啟動改革而無合適人選，于是清廷破格命程為黑龍江省巡撫。幾年之后，程被調任江蘇省巡撫。程來江蘇后接觸到父親黃炎培、張謇等一班人，很是贊賞他們的為人與事業(yè)，結下較好關系。江蘇五屬會議一結束，父親就登上了去蘇州的火車，在赴蘇諸代表中最先抵蘇，但父親到蘇州時已是滿街白旗，程德全已宣布起義，并被推舉為江蘇都督。程就任后即將他賞識的父親留在都督府，在身邊協(xié)助自己做事。
與有些地方殺滿排滿之風不同，程德全在江蘇起事中堅持不殺傷一個滿人的原則，都督府發(fā)出六言告示“照得民兵起義，同胞萬眾一心。……旗滿視同一體，大家共享太平”很是受到擁戴。
父親在都督府中，絕不止于做程的幕僚，而是做起了實事，真正操作著政務。父親首先做了兩件事情:其一，起草新的官制。其二，與同仁分向所屬各衙門收取印信。父親被分派收取省提學使樊恭熙印信，當時父親來到后樊十分恐慌，但父親受程諄囑，十分和藹對樊講:“此舉出于全民公意。你如愿留蘇，就留下，給生活費。愿回原籍，當送回籍川費。”樊表示愿回老家浙江，父親即予辦理，毫無刁難。省里官員包括各知縣均照此處理，很得人心。
父親經手的幾件事辦得讓程很滿意，于是程任命張一麟(仲仁)為民政司司長，父親為民政司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當時未設教育司)，當時父親在都督府一派革新氣氛中欣然領命。都督府規(guī)定，都督每月工資50元，司長30元，科長20元，大家都是低工資，但都意氣風發(fā)，一片新氣象。
當時大大小小各種會議極多，父親應接不暇，因為眾人都希望有個同盟會會員在場，這樣才會感覺到會議上“檔次”。上海“息樓”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墻上窗上貼滿傳播勝利消息的海報，一個捷報到來，眾人立即鼓掌歡呼！若傳來失利消息，眾人就會認為是受清廷的指使，誣勝為敗，往往會憤怒地把玻璃窗打碎。在這個階段獨立和勝利之聲，如海涌大潮震動著全國各地。
當時南京尚被張勛盤踞，各地民軍推程統(tǒng)率聯(lián)軍進攻南京，程慷慨就道，發(fā)布一篇誓師文:“……欲求政本之廓清，端賴國體之改革。無漢無滿，一視同仁。鞠躬盡瘁。將泯貴濺高下為一大平等，須合行省民族為一大共和。……仗諸君熱力，再造河山。是民國義師，咸遵紀律。”
10月12日聯(lián)軍攻下南京，這時反清的中心已從湖北轉到上海和江蘇，黃興等民軍首領也都來到上海和南京。
10月14日，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舉行全國共和聯(lián)合大會，公電孫中山回國主持大政，公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國名定為中華民國，決定五色國旗，紅、黃、藍、白、黑象征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
武昌起義不久，清廷起用袁世凱，任其為湖廣總督，統(tǒng)兵進駐天津。之后便開始戰(zhàn)場與談判桌上兩方面的較量。而幕后的談判很大程度上與以趙鳳昌、張謇、張一麟、黃炎培、馬相伯等這些滬上與江蘇的社會人士的穿針引線有重要關系。近年發(fā)現的大批趙鳳昌的信札證實了這一點，為什么在趙鳳昌的家惜陰堂中能決定國家前程之事？一個重要原因是趙等廣泛的人脈關系，他與南、北雙方高層都熟，從而能“一手托兩家”。新發(fā)現的趙鳳昌的大量信札也證實了20世紀60年代初父親黃炎培晚年時的回憶。父親回憶說:“‘惜陰堂策劃’從此開始。……惜陰堂趙竹君等認為:全國人心是一致要求獨立的；革命軍熱情、勇敢、犧牲精神都是有余的，可惜實力太不足。……這種情況下，只有利用擁有實力的袁世凱去勸清廷，可能生效。……沒幾時，汪精衛(wèi)被釋放了。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代表，民軍公舉伍廷芳為代表，雙方在上海進行和談，這是表面文章。實際上袁世凱和清廷間，商定:1.清帝讓位；2.釋放汪精衛(wèi)；3.提出清廷滿意的優(yōu)待條件。而袁世凱和民軍間商定:1.清廷讓位；2.改建民國；3.總統(tǒng)職位給予袁世凱。”
隨著十七省代表云集南京，開臨時大總統(tǒng)選舉會，孫文當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確定國號為中華民國。父親黃炎培在辛亥革命五十多年后回憶寫道:“辛亥革命，從廣義寫起來，接下去是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叛變，二次革命，抽刀斷水水更流，是無法劃斷的。辛亥年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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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鳳昌和他的《藏札》
趙鳳昌(1856－1938)，字竹君，晚號惜陰老人，常州武進人。是清末民初政壇上十分活躍、很有影響的立憲派代表人物。早年以佐幕湖廣總督張之洞而聞名，在戊戌變法、東南互保、《蘇報》案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爆發(fā)后，趙鳳昌在南北間奔走捭闔，對促成南北議和做出了積極貢獻，被時人稱為“民國產婆”。《趙鳳昌藏札》是原趙鳳昌、趙尊岳父子收藏、整理、裝幀的書札集冊，主要內容為趙鳳昌父子與當時政界、商界、教育界、軍界高層人士往來的信件以及趙鳳昌做張之洞文案時收藏的各家致張之洞書信，還有晚清至民國初年的電報稿、奏折稿等，是研究清末民初、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今藏國家圖書館。黃方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