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北京的不解之緣
政治人物因政見不同，其影響常局限于歷史與地理。孫中山雖一生未掌握中國核心權柄，然而他的遠見與理想成為民族的精神遺產，在世界范圍內成為華人共同的溝通語境
北京的初秋，本刊記者步出天安門東地鐵站，從地下的昏暗，一倏走進黃昏的明亮空氣之中。天安門前人聲歡欣、嘈雜此刻，夕陽沉靜地灑在天安門的重檐與屋脊上，為這歷六百年的壯麗雍容添上金輝。毛澤東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他的目光一如既往注視著金水橋外的人們。
穿越天安門的大門洞，記者在端門西側的隱蔽畫室中找到了城樓上偉人巨像的畫家葛小光。
為人們所未知的是，在這高達8米的朱紅色大門緊鎖的畫室中，孫中山與毛澤東的新畫像靜靜地并肩站立著。
“十一”當天，這幅毛澤東畫像將懸掛在天安門城樓，孫中山畫像也將在“十一”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
如同他的畫像，孫中山本人與明清以來的政治中心——北京有著不解之緣。
1894年的中日戰爭前夜，28歲的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來到北京，這位曾求學于夏威夷、香港的醫學博士，希望幫助當政者找到醫國的藥方。在他發現李鴻章也樂于從官場陋習中攫取財富，便對“治病救人”失去信心，從此走上激進的革命之路。
17年后，革命竟成。中華民國創建者、46歲的孫中山，承載巨大聲譽第二次來到北京。他與袁世凱密談13次，敦促其維護共和，并以治國思想相授。
1925年，孫中山最后一次到京，他洞悉軍閥爭權是帝國主義殖民中國的競爭。直至身死，他一直在為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理想而奮斗。
政治人物因政見不同，其影響常局限于歷史與地理。孫中山雖一生未掌握中國核心權柄，然而他的遠見與理想成為民族的精神遺產，在世界范圍內成為華人共同的溝通語境。
10月1日，在新中國的國慶節，葛小光創作的孫中山像會再次出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正中，面向北方，恰好與天安門畫像中毛澤東的目光相遇。新中國成立后，每年五一、十一，孫中山巨像擺放在天安門廣場已成為慣例。
在他們的面前是長安街左右兩側相向而行的車與人流，這位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將把目光投向中國人不斷前行的腳步。
孫中山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1894年6、7月間，孫中山北上抵達天津，上書李鴻章陳述“富國強兵之道”。這可以被認為是孫中山以改良來救中國的最后嘗試。
1894年初，孫中山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起草“上李傅相書”。孫中山的好友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中記錄：孫中山在廣州開辦東西藥房的伙計來信，報告孫先生失蹤了。藥房入不敷出
陳少白趕回廣州來救局，但許多天孫中山沒有出現。
一日，孫中山拿了一大卷文件回來了。他打開卷紙給陳少白看，陳看到那就是長達八千字的《上李鴻章書》。
這一年春夏之間，孫中山到達上海，他訪問當時名士王韜、鄭觀應，尋找上書的門徑。
馮自由在《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中記載，“總理出示上李鴻章稿，（王）韜深為贊許，僅代修訂數語，并為函介于直督幕友羅豐祿等。”
初夏，孫中山抵達天津，他找到直督幕友羅豐祿。羅答應代為上遞。李鴻章沒有見孫中山。
孫中山在上書中主張要學習西方“富強之本”，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他執意：“以中國之人民財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
1894年7月，孫中山抵達北京，他注意到清廷自李鴻章以下在國勢危殆之際，仍忙于發財的腐敗現狀。后來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談到這次北京之行：“蓋中國官員以貪贓納賄為常事，而潔己奉公為變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級官員一試，迨試諸省政府，知其腐敗尤甚于官僚。最后至北京，則見滿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于廣州，于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愈齷齪。”
僅過了一年，孫中山就策動了廣州起義。雖然這次起義以失敗為終，卻是孫中山領導暴力推翻滿清政治的開始。
天安門廣場從封閉走向開放
中外史學界共識之一是孫中山并未直接領導辛亥革命，直到1911年10月12日上午，孫中山在美國丹佛用早餐時，才在一份當地報紙上得到消息。
事實上，俄國的革命領袖列寧也是通過瑞士的報紙才得知俄國1917年3月的起義，他因此決定迅速趕回俄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海鵬向本刊記者解釋，孫中山意識到新政府的穩固需要西方國家的支持，他因而決定趕往華盛頓，后來又去了英國與法國。
當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在上海登岸之時，記者們以為他一定帶回了支持革命的金錢甚至軍火，孫中山回答說，“予不名一文，所帶者惟革命之精神耳！”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以中華民國為紀元，改行陽歷。
清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天安門城樓舉行最后一次“金鳳頒詔”，溥儀當時年僅六歲，由皇太后隆裕頒布宣統皇帝溥儀退位詔書。
清帝國歷經268年的專制統治就此結束。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大清帝國在71年的時間內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最終在改革與革命的賽跑中落敗。
北京城的規劃原以帝王為中心，對于人民生活交通非常不便。民國建立后，北京的面貌發生了重大改變。
當時北京市政的管理者朱啟鈐對北京城進行了改造，他頂著重重阻力，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北長街、南北池子等南北干道。這些新辟街道，便捷了京城的南北往來。
市政當局又打通了天安門前的東西大道，長安左門、長安右門的墻垣被拆除，這成為今天長安街的前身。另外，神武門與景山之間允許百姓通行，由是形成北京城的兩條重要的東西干道。
天安門研究者與收藏家閆樹軍在追述這段歷史時，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從此，民國時代的天安門廣場從封閉走向開放，由不能為百姓涉足的皇家禁地，成為開放性的政治活動中心，五四運動的旗幟才得以在天安門前飄蕩。
閆樹軍編著的《天安門舊影》中，一幅老照片顯示，一位行人身著長袍，頭戴西式禮帽從天安門前的金水橋南走過。其時西風東漸，國人的服裝也出現了中西結合的風潮：西服、禮帽、皮鞋開始出現在古老皇城的街頭。
1924年12月17日，在天安門前舉行了北京第一條有軌電車線通車典禮，次日這條線路正式通車。當時的《晨報》報道，“正陽門內至西直門大街，沿途極為熱鬧，每至一站，即有多數之男女，挨車軌觀看。”
與袁世凱的13次密談
清帝遜位后，孫中山為彌合南北分歧，鞏固共和，讓臨時大總統之位于袁世凱。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他受袁世凱之邀第二次訪問北京。當時，袁世凱在北京剛殺害武昌起義領袖之一張振武。對于革命派來說，孫中山北京之行無疑冒有風險。
1912年8月18日，孫中山登船離滬赴京。一女士闖入船艙，她拿出武器，以死反對孫中山赴京。孫中山好言勸慰，該女士怏怏登岸。
“去是我的責任。”孫中山說，“因張振武的無故被殺，內戰可以因此而起。我們必須保持中華民國的統一。倘使我不到北京去，國民都要以為我懼怕袁世凱。倘使我去，國民都要想，我是保護他們利益的。”
8月24日下午5時半，孫中山抵京，乘袁世凱所備朱漆金輪馬車，由正陽門入城，當晚至鐵獅子胡同袁氏臨時總統府。袁設宴并親為執盞，說，“刻下時事日非，邊警迭至，世凱識薄能鮮，望先生有以教我。”孫中山答，如有所知，自當貢獻。
共和初建，多數國人還不知共和為何物。孫中山為敦促袁維持共和，在北京與袁世凱密談十三次，對自己的治國方略言無不盡。
《孫中山集外集·談話》記錄了孫中山與袁第一次的談話內容，“孫問，你為什么置張振武于死地？”
“袁唯唯、軟軟地答道：因為黎氏給我一個電報說，張振武不但圖謀反對黎氏，且圖謀反對政府。所以，因為他圖謀反對政府，似乎應當處死刑的。”
袁表示悔意后，孫與袁談到了委任官吏與鐵路修建等事。
上海《民立報》其后報道，孫中山有語云：“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總統為惡云。”
孫中山到京第三天，袁在迎賓館設宴歡迎，到者四五百人。袁孫對座，第二個菜剛上來，便聽到大廳內西南角吵嚷。有人說，共和是北洋之功，并說孫中山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孫大炮，大騙子。這時有兩排軍官都站了起來，還以指揮刀碰地板。孫中山態度從容，這樣鬧了有半小時，回憶者張國淦在《孫中山與袁世凱的斗爭》一文中認為鬧事看來是事先安排的，但孫中山一直不理。
9月2日，孫中山與袁進行第九次談話。《孫中山集外集》記載：“袁氏以現在各省皆有暗潮，廣東等省之省議會與都督屢生沖突，值此國勢阽危之時，此等險象實非所宜，應如何設法維持？”
“中山則以通電各省，使遵守約法，勿越權限，為解決爭競之辦法。”
在北京期間，孫中山曾與人說：“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內，似仍宜以袁氏為總統，我專盡力于社會事業。十年以后，國民欲我出來服役，尚不為遲。”
1912年9月12日，孫中山與黃興瀏覽前清宮殿及頤和園，還同赴金魚胡同那桐宅參加了前清隆裕太后命載灃舉辦的宴會。
這一晚，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與他們所推翻的滿清皇室進行了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
載灃因病未到，由貝子溥倫致辭，他說，“革命本國家進化應有之舉，故湯武革命稱為圣人，且此次革命原屬國體問題，現在建設共和，不特皇室仍受優待之舉，并使滿洲人民同享共和幸福，迥非前古帝政時代可比。”語畢，他代載灃致孫、黃兩位頌詞。
黃興致答詞，“二十世紀之國家，須賴國民共同護持。專制政體不足以獨立于地球之上，非建設共和，無以保全我五族同胞且自武昌起義，甫及三月，大局略定，全賴隆裕皇太后、皇帝及諸親貴以國家為前提遂使全國早日統一。”
9月16日，孫中山赴總統府，出席袁世凱舉行的餞別宴，并與袁作最后一次談話。
席間，袁世凱欲刺探孫中山的意志，他佯作酒醉，拊孫曰：“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數十年之目的已達，中華革命于是告終矣乎？”孫中山莞爾對曰：“滿清幸已推翻，如云中國革命從此告終，恐未必然。”
袁世凱聞語失色，孫中山之言也為日后歷史所證實。
孫中山一生革命的終點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改組國民黨宣言，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他將中國國民黨改組為包含工人、農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從而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政府。11月5日，馮玉祥的國民軍將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紫禁城。
同月，馮玉祥電請孫中山北上“討論國是”。孫中山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主張，并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
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欲使中國永為其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
11月11日，孫中山致電馮玉祥，贊譽其將溥儀驅逐出宮，認為“復辟禍根既除，共和基礎自固，可為民國前途賀”。
13日，孫中山在啟程北上之日視察位于廣州的黃埔軍校。也許身為醫學博士的孫中山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所預感，也許他為國民黨終將建立起一支軍隊而欣慰，孫中山在檢閱完畢后對校長蔣介石說，“余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斗，又何危險之可言耶？況余年已五十九歲，雖死亦可安心矣。”
12月31日，孫中山自天津抵達北京，此前在天津業已抱病。當日下午4時，專車到達前門車站，孫中山受到北京各界三萬余人的歡迎。孫中山因病未作演講，以書面形式散發了《入京宣言》：“十三年前，余負推倒滿洲政府，使國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責任。惟滿清雖倒，而國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與各國，故吾人今日仍處帝國主義各國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國之責，尤不容緩。”
1925年3月11日，已入彌留之際的孫中山在宋慶齡的幫助下，簽下了《國事遺囑》《家事遺囑》《致蘇聯政府遺書》，他在世最后時光里一直呼喊：“和平、奮斗、救中國。”
北京是孫中山轉向革命的起點，也是他一生從事革命的終點。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鐵獅子胡同病逝，享年58歲。
當時上海《申報》評論說，“中國數十年來為主義而奮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國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變，始終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北京有將近75萬人到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中央公園公祭追悼孫中山。
3年之后，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革命軍獲得北伐勝利，宣告中國統一，定都南京，改北京為北平。此后，孫中山畫像曾短暫掛在天安門上。《天安門舊影》收錄了兩張珍貴的歷史照片，注明：“孫中山像掛在了天安門正中門洞上方。在門洞右側有‘革命尚未成功’，門洞左側有‘同志仍須努力’的條幅”。
1950年新中國國慶，在經過天安門的群眾游行隊伍中，孫中山畫像與毛澤東畫像一起出現，并列于最前排。孫中山一生“救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夙愿在此獲得回應。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劉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