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在日本成立
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間，世界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了多次侵略戰爭，戰爭的結果。均以帝國主義列強的勝利和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帝國主義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除割地賠款以外，還在中國掠取了許多特權，如通商、傳教、駐兵、開礦、設廠、筑路以及劃分勢力范圍等等。這樣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就直接伸進了中國的內部，干涉中國的內政，特別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后所簽訂的辛丑條約，更使中國完全置于帝國主義的宰割之下，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從此，中國社會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民族危機日益嚴重。
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一方面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更加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這就使得中國人民更加仇恨帝國主義，更加認清了清政府的反動本質，不相信它會自動起來改革中國的政治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而只有起來斗爭，才能拯救中國于危難之中。
民族危亡的嚴重形勢，迫使當時中國一批有覺悟的先進分子，奮發圖強，學習西方來改革中國落后的政治制度，并走上革命的道路。如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留學外國、1898年的戊戍維新運動和1894年以后的許多革命團體的不斷出現，就是中國人民的覺醒和愛國的有力證明。孫中山在回憶當時中國人民的覺悟過程時說：“當初次之失敗也（指1895年他領導的廣州起義），舉國輿論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咀謾罵之聲不絕于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敗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義），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較，差若天淵。吾人自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后，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余。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第9頁）當時在中國農村普遍出現了“抗捐”“抗稅”和“鬧糧”斗爭，在城市出現了“搶米”風潮和罷工斗爭，1907年至1910年，僅長江中下游各省就發生了“抗捐”“搶米”事件80多起。大中城市1903年出現了抗俄拒法運動，1905年出現了抵制美貨運動。農村農到52起。這種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的出現，在客觀上有力地促進了資產階級革命派革命活動的興起。
同時，一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也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逐漸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期。這時投資興辦和經營新式企業的地主、官僚、買辦，己把從事雇傭剝削以謀取利潤作為增殖財富的一種主要手段。往往一個資本家同時興辦幾個企業，雇傭大批工人從事勞動，擁有數百萬元的資本。據已查到的資料，如當時的祝大椿等13人投資興辦的新式企業達109家，其中1895年至1900年間興辦的有22家，1910年以后興辦的有83家。據另一資料統計，從1895年到1904年的十年間，全國興辦廠礦企業為168家，資本為3397萬余元；而1905年至1908年的四年間，全國增加的廠礦企業達238家，資本增加到6121萬余元（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這充分說明，這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是很快的。在民族資產階級中，還有人數較多的中下層。這部分人一般資金不雄厚，在經濟上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制，因而他們比上層資產階級有較強的革命性。
另外，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還有一部分人在國外，即華僑中的資產階級。這些人主要分布在南洋和美洲一帶。他們中有不少人的資本也是相當雄厚的，如張振勛、胡國廉等都是當時有名的華僑巨商。他們中不少人回國在山東、福建、廣東沿海一帶投資興辦企業和學校。華僑資產階級在國外直接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影響，和國內封建勢力聯系較少，所以也有較強的革命性。孫中山早朝的革命活動就是從華僑中開始的。
民族資產階級不僅在經濟上有較大的發展，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有相當的影響和力量。它已培養了一批為自己服務的政治家、思想家、作家和宣傳活動家，除孫中山以外，如陸皓東、史堅如、黃興、章炳麟、徐錫麟、秋瑾、陳天華、黃復生等，都是辛亥革命運動中英勇戰斗的英雄、同盟會的重要領導人和骨干分子。
孫中山手書的同盟會綱領
資產階級既然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而成長起來，它就要求掃除自己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而登上政治舞臺，建立起能夠保護本階級利益的政權。但是以清政府為代表的反動勢力。卻拒絕接受新的生產方式，因而嚴重地阻礙了它的發展。因此，資產階級只有起來斗爭才能為自己打開前進的道路。
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不斷出現，是革命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要求獨立，經濟上要求發展，思想上要求解放的表現。當時，在我國各地先后出現了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地主階級中分裂出來的反滿分子所組成的革命團體。最早出現的是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繼后有黃興、陳天華、宋毅仁領導的華興會，蔡元培、陶承章、龔寶銓等領導的光復會等等。這些革命團體分別在國內外發展組織，開展革命活動，宣傳反滿思想，介紹西方民主，揭露清政府的腐敗。但他們都帶有很大的地方局限性。作為當時資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孫中山要比一般人高明些，他認識到只有把這些分散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斗爭才有力量。1905年7月，他從歐美重返日本后，就提出聯合的主張。在孫中山的倡議和領導下，中國革命同盟會于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正式組成，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從此全國的革命運動就在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領導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
同盟會成立以后，在各地建立支部，在群眾中進行了大量的輿論工作，使革命思想不斷深入人心，因而它在群眾中的威信也越來越高。孫中山在回憶同盟會成立之后革命發展的情況時興奮地說：“及乙己之秋集合全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于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于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革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先后成立于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矣。”（《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76頁）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使反動派為之驚恐：“這賊孫文演說，環聽輒以數千，革命黨報發行購閱，數逾數萬，……入會之人，日以百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第41頁），“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于中國，……其勢力益磅礴而郁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新民叢報》第92期） （王本敏《評同盟會》，《青海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
（來源：河北遠程教育網）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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