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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在西安市民大會講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們同胞們：
我們今天在這里開會，我們相信我們的心理都是一樣的！
各位同胞們對“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想諸位大概已經知道了。這次事件，是我們一些人為了實行救國主張，置生死毀譽于度外，不顧一切“為民請命”，我們為了國家復興，早有“生死以之”的決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經向參加請愿的同學講，“關于抗日問題，一星期內，有事實答復”，想諸位還記得，那天事情真是給我一個絕大的刺激。現在我再把發動“一二·一 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簡單的向諸位講一講。
我同蔣委員長私交感情很好，所爭的就是政治主張，我幾次用書面諍諫、當面諍諫，請他放棄他的錯誤的違反民意的主張，領導全國民眾從事于全國民眾所愿意作的工作，作一個全國民眾所愛戴的領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來反變本加厲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國領袖，我為了這件事，曾單身一個人沒有帶，乘軍用機飛洛陽，請他釋放那幾位無辜的同胞。其實我同那幾位既不是親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見過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積極援救他們，不過是因為主張相同，意志相同。蔣委員長絕不采納我的請求。后來我說：“蔣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么區別？”他回答我說：“全國只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作，就是革命！”諸位想想，他這話有沒有道理？
因為“一二·九”西安學生運動，我同蔣委員長在言語上發生了很大沖突。我認為學生請愿的動機，絕對是純潔的。
處置辦法，只有和平勸導，和使學生，也可以說使一般民眾滿意的事實來答復。而他卻說：“對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各位同胞們，我們的槍，不是打中國人的，任何中國人的，我們的槍，所有的中國人的槍，都是打日本帝國主義的。由于上兩項事情看來，我們認為蔣委員長的主張和決心，用口頭或當面的勸諫，是決不能改變的，所以才同楊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將領，發動“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主張清清楚楚的拿出來，清清楚楚的報告全國民眾的面前。同胞們！我們是只求主張實現，此外我們既不要錢，也不要地盤，我們為了實現我們的主張，我們要立于抗日戰線的第一線。我們要在抗日戰線上效死。同時我們要求全國同胞，一致起來走向抗日戰爭。有力量的出力量，有錢的出錢，尤其是武裝同志、壯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熱血，灑在抗日戰線上。同胞們起來！我們的主張要我們自己來實現。
諸位的情緒，十分熱烈，深愿諸位能把這種熱烈情緒堅持到底。用實際行動來保障諸位的熱烈的情緒。諸位同胞，我們是諸位的公仆，我們替諸位打前鋒，至于最后的勝利，還賴全國人民，一致起來爭齲今天本人受諸位同胞這樣熱烈歡呼，真有點不敢當。本人以待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為公為私，都是應該的。本人一定要竭盡智慮，要求實現救國主張，不達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整個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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