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首義于湖北武昌。而在清朝統治的心臟地帶，也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清武裝起義，與南方遙相呼應，這就是辛亥灤州起義。
灤州起義于1911年12月31日爆發，之后建立“中華民國北方軍政府”，宣布“本政府設于北京，暫設灤州”，通電全國，照會列強，發表文告，百官就職，并立即發兵西進，直取津京。雖然中途被袁（世凱）黨以重兵絞殺，烈士們先后在灤州、開平、雷莊、盧龍、豐潤、秦皇島、通州、任丘、石家莊、天津、北京等地壯烈犧牲，但這次起義直接震撼清廷中樞，是導致1912年2月12日清廷退位的直接因素之一。原國民政府曾發表政令．稱：“辛亥光復，發韌于武昌，而灤州一役，實促其成。”李大釗烈士指出：“這是歷史的紀念地！”臺灣所存史籍稱灤州起義為“武昌首義最得力之應援”，稱灤州為辛亥“舉義之圣地”。
灤州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辛亥革命初期具有重大影響的一次起義，在整個民主革命進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劫后余生的馮玉祥將軍為紀念這次起義的殉難烈士，在1937年4月在北京西郊溫泉南顯龍山建成了辛亥灤州革命先烈紀念園。馮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說到灤州起義，“這樣一個在帝制勢力的重圃下生長起來的革命運動，因為本身的脆弱，領袖人物的幼稚與急躁，以及奸人的詐騙破壞，終于瓦解，成為一場悲痛的失敗。”
辛亥灤州革命先烈紀念園，多數北京地圖上沒有標注，沿著溫泉路，沖著溫泉鎮一路找去，連問幾人打聽“灤州先烈紀念園”，無人知曉，直接問“老年醫院”，水果攤的小老板一指馬路對過：那就是。因為紀念園就在北京市老年醫院的院里，醫院就在溫泉路路邊上，那山坡上的紀念塔老遠就能看到，是去鳳凰嶺、陽臺山、大覺寺的必經之路。公交車溫泉站就在醫院的門口，交通很便捷。
園門東面，入門處一座花崗巖紀念坊，門額刻：“辛亥灤州革命先烈紀念園”，兩柱書楹聯：“此日園林簇錦繡，當年勇烈動山川”，背面門額刻：“努力革命”，聯為“尺山尺水永留血跡，一花一木想見英風”。前后落款均為"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馮玉祥"。
進門西行87米處，是一條規整的南北向軸線，紀念建筑物隨山勢一字排開，分布在軸線上。最南端是一座紀念堂，堂北有一座經亨頤撰并書“灤州起義紀略”方碑，碑四面刻字，記述了起義經過。紀念堂和方碑已先后被毀，現已無跡可循。現存的紀念物，最前面是一座方首方座的石碑，通高2.85米，碑身正面刻“辛亥灤州革命諸先烈紀念碑”，碑陰題為“國民政府優恤灤州殉難諸先烈明令”，下署“馮玉祥恭錄”。碑首上鐫青天白日徽和云朵紋。碑建于長、寬各5米的石臺上，臺前后有臺階。從紀念碑向北沿石級登上山腰，有一座八棱石幢，通高3.88米，幢身正面刻“辛亥灤州革命諸先烈衣冠冢”和王金銘等14人的姓名和追贈軍階，幢座各面均有題字。幢北有一石屏，空白無字，是清代臥碑磨去字跡立在此地的，據傳烈士衣冠葬于其下。衣冠冢以北有一片寬廣各約17米的自然山石斜面，上刻隸書題字，節錄《禮記 ?禮運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一段文字。
這段歷史的背景是，王金銘為起義軍大都督，施從云為總司令，張建功為副都督，馮玉祥為總參謀長。誓師后義軍宣布灤州獨立和發布《討清檄文》，并向西進攻天津。
由于張建功據城叛變和鐵路被袁黨曹錕破壞，義軍乘坐火車出軌，清軍5000名乘機進攻。雙方激戰兩小時清軍叫停，王金銘、施從云輕信敵言，前往敵陣議和，在敵陣前歷數清廷罪惡，對手王懷慶唯恐動搖軍心，立命殺之。1912年1月5日，王、施等多人就義于雷莊。白雅雨突出重圍，欲赴天津再圖大舉，不幸在古冶被清軍抓捕。在刑場上，白雅雨拒絕下跪，被王懷慶砍斷雙腿和頭顱。就義前曾賦詩：“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革命當流血，成功總在天……”灤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因灤州迫近京津，大大動搖了清朝軍心。
順著石階爬到山頂，上面巍然聳立的紀念塔是一座七層八角的密檐石塔，塔身通高12米多。塔基的石座上鐫刻著馮玉祥將軍攥寫的四個大字：精神不死。塔身八面各有四個題字：勇繼黃崗；英光萬古；氣壯山河；光同日月；浩氣凌霄；功垂不朽；彰勛闡烈；舍身取義。向世人昭示著烈士的英氣和精神。
這個紀念陵園除了這些建筑以外，還有孫岳紀念館，這里面有一些當年國民黨政要題的紀念碑文，也有些抗日名將像佟麟閣、劉儒明寫的碑文。
夕陽中，回望逆光的塔影更覺雄偉沉靜，透露出頂天立地的硬漢的風采。 （祁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