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直接授意成立 美報：“藏青會”滑向恐怖主義

　　中國公安部發(fā)言人武和平4月１日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說，西藏拉薩３月１４日發(fā)生的嚴(yán)重暴力犯罪事件是達賴集團安排的所謂“暴動日”計劃。在對這起暴力事件的持續(xù)關(guān)注中，英國《泰晤士報》、德國《明鏡》周刊等多家媒體都提到了達賴集團中的“極端勢力”———西藏青年大會（“藏青會”），《紐約時報》4月3日的文章更直接點出了“藏青會”的危險：達賴死后，“藏青會”中更多的好戰(zhàn)組織者以及其他一些組織將轉(zhuǎn)向暴力，甚至是恐怖主義。“藏青會”到底是個什么樣的組織呢？

　　西藏“流亡政府”的“藏青會”烙印越來越深

　　被視為“藏獨”急先鋒的“藏青會”，是流亡藏人社團組織中勢力最大、最極端、最活躍的一支。1970年10月7日，“藏青會”在印度的達蘭薩拉成立，組建者是達賴私人秘書處秘書長詹東·丹增格杰、索南塔吉、丹增德通以及多年擔(dān)任達賴特使的嘉日·洛珠堅贊。“藏青會”的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是“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該組織最大的資金來源是外界捐款，也包括成員會費。此外，各地“藏青會”分支機構(gòu)還可通過舉辦慶典活動、文化表演及其他活動籌集資金，分支機構(gòu)需向“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交納部分經(jīng)費，以維持總部運轉(zhuǎn)。

　　“藏青會”成立后，迅速在南亞及歐洲流亡藏人多個主要居住區(qū)建起分支機構(gòu)，1974年召開第二次全體大會時有18個地區(qū)分會參加。上世紀(jì)80年代之后，“藏青會”進入快速繁殖期，如今，它擁有81個分會，成員3萬多名，遍布世界各地流亡藏人居住之處，但集中分布在印度、尼泊爾、不丹、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等地。

　　“藏青會”是在達賴直接授意下成立的。在成立大會上，達賴和“流亡政府”的主要官員出席會議，并鼓動他們“拿出決心和勇氣”，追求實現(xiàn)“西藏獨立”的目標(biāo)。達賴想借此打破歷史上形成的地區(qū)和教派界限，把外逃的藏族青年組織起來，利用他們對西藏歷史無知而又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特點，使他們成為“實現(xiàn)西藏獨立的支柱”，“站在爭取西藏獨立的前列”。“藏青會”的宗旨就是謀求“體現(xiàn)藏族青年的民族精神，實現(xiàn)西藏獨立”。上世紀(jì)80年代起，“藏青會”成員不斷加入“流亡政府”，整個80年代，共有60多個“藏青會”歷屆委員以上的骨干分子在“流亡政府”及其下屬機構(gòu)擔(dān)任要職。90年代達賴集團實行所謂的“民主選舉”噶倫（官員）后，“藏青會”骨干把持了“流亡政府”的許多要職，開始直接參與并經(jīng)營流亡藏人政治。在第一屆“噶倫政府”的6名噶倫中，沒有一名“藏青會”成員，僅有一名助理噶倫；但到了1993年，“噶倫政府”7名噶倫中有6名來自“藏青會”。

　　目前，“流亡政府”工作人員80％以上是“藏青會”成員，曾擔(dān)任第一屆“藏青會”副主席的桑東，就是現(xiàn)任“流亡政府”的首席噶倫，其他如吉尊白馬等都擔(dān)任過要職。“藏青會”直接影響著“流亡政府”運作和未來的發(fā)展方向，達賴集團的決策被深深打上了“藏青會”的烙印。

　　為了日后主導(dǎo)流亡藏人政治，“藏青會”1994年9月2日組建了以其骨干為核心成員的“西藏全國民主黨”。達賴默認(rèn)“藏青會”建黨，被視為“藏青會”政治地位提高的一個重要標(biāo)志。此外，“藏青會”長期主張“實行民主選舉”，呼吁在“民主制度”下搞“攝政制”，目的在于控制“流亡政府”。

　 “藏青會”一貫鼓吹暴力

　　由于近來“藏青會”暴力活動越來越多，達賴常被各界追問。達賴以“內(nèi)部實行民主制”借口開脫說自己是一種聲音，而“藏青會”也是其內(nèi)部組織的一個聲音，采取了事實上的縱容和鼓勵。

　　“藏青會”成立不久就露出暴力色彩。1974年達賴集團為使不丹成為反攻西藏的陣地，策動了顛覆不丹政府的活動。以達賴集團駐不丹代表拉丁為首的一幫流亡藏人，準(zhǔn)備燒毀不丹王宮、暗殺國王時，被不丹警察偵破，28名嫌犯被抓。事后，“藏青會”還組織人員到不丹駐德里使館門前進行絕食活動。1977年1月，“藏青會”組織其會員上街游行，抗議尼泊爾政府，27日，尼泊爾警察逮捕了包括其主席赤列維色在內(nèi)的7名“藏青會”成員。1985年10月，“藏青會”在第五屆中執(zhí)委16次會議上，做出了“發(fā)動一次大規(guī)模藏人與中國人之間對抗的不合作運動的決議”。接著就出現(xiàn)了1987年到1989年的拉薩騷亂。1989年“藏青會”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秘密執(zhí)委會，決定以武力解決“西藏問題”，并要求全體會員“要重視暴力行動在解決西藏問題上的重要性，在武裝反抗中發(fā)揮中堅作用”。

　　“藏青會”還常與達賴一唱一和，一個扮“紅臉”，一個扮“白臉”。上世紀(jì)80年代達賴提出“五點和平計劃”和“斯特拉斯堡建議”后，“藏青會”派其骨干先后到英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進行游說，聲稱“30年經(jīng)驗證明搞和平斗爭無效”，指責(zé)“流亡政府”無能，“只是坐、吃、禱告、睡覺，沒有為西藏人民做出什么犧牲”。部分“藏青會”成員揚言“將永遠(yuǎn)使用暴力，要用武裝斗爭同漢人拼個你死我活”。他們進行軍事人員培訓(xùn)，偷運槍械，派遣間諜入境，在印度、尼泊爾和中國交界的戈帕坦開設(shè)了向中國境內(nèi)運送物資和武器的通道，建立了前沿聯(lián)絡(luò)站、情報站等機構(gòu)。“藏青會”還頻繁組織和策劃“全民公決”、“和平挺進”、演講會、學(xué)術(shù)研討會、游行、靜坐，甚至自焚等，誹謗中國在西藏的經(jīng)濟政策，誣蔑中國“毀滅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極力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

　　1983年在中央與達賴商談他回國訪問之際，“藏青會”通過決議，請求達賴取消1985年返回西藏的計劃，并要求藏人停止使用中國貨。“藏青會”不斷引誘藏族青年出境，進行滲透破壞。利用國際節(jié)日、宗教會議、人權(quán)組織活動等，歪曲事實，制造謠言，影響國際組織和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并破壞中國代表團在國外的行程。他們相繼創(chuàng)辦了《青年論壇》、《獨立》等十多種刊物，宣揚“藏獨”觀點。他們還建立學(xué)校，控制和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西藏獨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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