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達賴宣稱：“我們最焦慮的是如何保護以慈悲為核心之藏傳佛教文化，以及如何保護和延續西藏的語言文字和民族特性等。”他以“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自居，誣稱“境內西藏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只好由他們代為表達。
達賴集團究竟是不是藏族人民的代言人?達賴集團是否真心為西藏人民利益著想?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達賴集團是藏族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壞者，是藏族人民根本福祉的破壞者，是西藏各民族和諧關系的破壞者。
達賴集團是藏族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壞者
近期，在奧運圣火全球傳遞過程中，“西藏獨立”分子多次制造事端，阻撓火炬接力。這與達賴集團一手組織策劃“3·14”拉薩暴力事件的用心一脈相承。
“3·14”拉薩暴力事件發生前，達賴就煽動說:“2008年是關鍵的一年，奧運會也許是藏人的最后機會了”，他呼吁有關國家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把所謂“西藏問題”與北京奧運聯系起來，要求其支持者在北京奧運會期間“宣揚藏人的請求”。暴亂發生后，面對暴行，面對劫后景象，達賴卻稱:“拉薩抗議是中國多年來在西藏有意或無意推行文化清洗政策的必然結果”，“盡管中國動用軍隊鎮壓此次行動，但拉薩及其他地方的藏人也將決意抗爭到底。”凡此種種，都暴露了達賴集團借北京舉辦奧運會，鼓動境內外分裂主義分子破壞西藏穩定，擾亂藏族人民和平生活，謀求“西藏獨立”的企圖。
事實上，達賴集團一直是西藏社會正常秩序、人民正常生活的破壞者。
上世紀50年代，達賴集團妄圖使農奴制度下自己的既得利益得以保證，極力阻撓西藏民主改革，發動武裝叛亂，破壞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人民剛剛獲得的安定平穩好日子。叛亂給西藏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巨大的損害。
叛逃境外后，達賴集團建立“流亡政府”，頒布“憲法”，組建武裝，進行從事分裂活動，除對邊境地區騷擾之外，還不斷派人滲透境內，危害西藏人民的平安生活，擾亂社會正常秩序。
改革開放以后，中央政府對達賴采取了一系列寬大政策，提出“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還安排達賴親友團和參觀團到藏區考察探親。而他們卻借機大肆宣揚分裂主張，鼓吹“西藏獨立”，利用參觀機會瘋狂搜集情報，煽動顛覆人民政府，“把漢人趕出西藏”等。他們利用國際輿論散布從西藏搜集到的所謂“陰暗面”材料，污蔑中央西藏政策。
近50年來，達賴集團不斷向西藏地區滲透，培養組織分裂分子，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和西藏地區穩定的犯罪活動。1987年、1988年和1989年曾三次組織拉薩騷亂，目的都是破壞西藏的改革開放和西藏人民迎來的難得歷史發展機遇。在“西藏獨立”的旗幟下，達賴集團成為西藏穩定局勢、人民和平生活的最大破壞者。
達賴集團是藏族人民福祉的破壞者
達賴集團代表著一部分從事“西藏獨立”、圖謀恢復舊西藏政教合一統治的封建農奴主的利益，和廣大藏族人民維護國家統一、增進民族團結和睦、追求幸福美滿生活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馳。
在舊西藏，實行的是政教合一農奴制度，達賴是這一制度的總代表。這種農奴制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奴隸制，沒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只有農奴主的特權。占人口95%的貧苦農牧民沒有土地，沒有財產，沒有人權，沒有任何人身自由。而占人口5%的三大領主占據了95%以上的社會財富。在這種制度下，社會根本無法發展和進步，人民永遠看不到光明和希望。1959年，為了維護這種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度，達賴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他們不愿意看到廣大人民擺脫沒有人權、沒有自由、沒有希望的奴隸地位，獲得平等自由和尊嚴。
達賴集團叛逃國外以后，建立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但他們代表農奴主利益的“本色”卻沒有改變。達賴集團一直打著“民族”旗號，把自己裝扮成藏族人民利益的代表，卻從來沒有做過一件有利于藏族人民的好事。相反，他們長期美化、頑固堅持封建農奴制度，借助國際反華勢力，分裂祖國，完全置包括藏族在內的西藏人民的福祉于不顧。
達賴口口聲聲自詡是“藏民族代言人”，但是他的階級本性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藏族人民的代言人，不可能代表藏族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因為，達賴作為舊西藏“三大領主”的總代表，他的身上深深刻上了封建農奴制特權階級的烙印。隨著西藏經濟社會的繁榮與進步，依然貪戀舊的階級特權和利益的達賴集團十分仇視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
這些年，西藏進入跨越式發展黃金時期，傳統農牧業正在向現代農牧業轉變，農牧民生產生活方式正在向科學文明邁進，經濟社會保持著跨越式發展的良好勢頭。自治區2007年生產總值突破300億元大關，達到342億元，人均GDP超過1.2萬元，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五年來全區經濟年均增長12.7%，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連續五年保持兩位數增長，義務教育、農牧區醫療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全區，藏族人民和西藏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發展和進步的成果。
西藏的發展和進步是達賴集團不愿意看到的，他們組織策劃“3·14”拉薩暴力事件，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一暴力事件，破壞了西藏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給西藏廣大人民群眾帶來巨大的危害，極大地損害了西藏人民的利益。
連日來，“3·14”事件引起西藏各族群眾的強烈憤慨。他們紛紛表示，作為舊西藏“三大領主”總代表的達賴，仇視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代表不了藏族人民，根本代表不了西藏人民。
正如全國人大代表、西藏汽車工業貿易總公司經理普布所言“我們才是西藏人民的代言人”。針對達賴自詡為“藏民族代言人”的言論，西藏的多名全國人大代表紛紛表示:最具發言權的是經全區各族人民民主選舉出來的全國人大代表。
1959年平息叛亂實行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西藏真正實現了歷史跨越。幾十年來，西藏人民依據國家法律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并且在平等參與管理國家事務、自主管理本地區和本民族事務上，受到越來越充分的法律保障。
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列確說，截至目前，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已制定了255件地方性法規和單行條例，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同時，自治區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對同級政府、監察、法院等部門工作進行監督。
實踐證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地方人民當家作主的最好形式，是維護和發展藏族人民和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保證，而一直圖謀實現“西藏獨立”，恢復封建農奴制度的達賴集團是藏族人民和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福祉的最大破壞者。
達賴集團是和諧民族關系的破壞者
3月28日，達賴說：“我向漢族同胞們保證，我絕對沒有分裂西藏或者是在漢藏民族間制造矛盾的圖謀，相反地，我時常為尋求西藏問題在漢藏民族長久互利的基礎上獲得解決而進行努力。”然而，在兩周前，他還在說:“藏人不僅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成為無關重要的少數民族，而且……正在無聲中被大民族同化。”3月25日，他對海外媒體說，盡管他遇到“富裕的藏人，他們經濟富足，有好的房子”，但“感受到漢人某種難以形容的歧視”。
事實上，達賴每次演講，幾乎都把煽動民族仇恨與民族對立作為主要內容。達賴集團制造歷史上并不存在的“大藏區”計劃，妄想把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區的其他民族強行遷移出去，就包含制造民族糾紛的不良用意。
多年來，達賴集團經常在國際上散布“藏族已是西藏少數民族”、甚至造謠說“中國在西藏殺了120萬藏人”。而在20世紀50年代，當時管理西藏地方的噶廈政府自己統計上報的人口僅僅114萬，照達賴集團的邏輯，西藏早已是無人區了。事實上，到目前為止，西藏的人口結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藏族人口占西藏總人口的92%，門巴族、珞巴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占3%，漢族人口只占5%。
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以來，建立了平等和諧的民族關系，形成了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繁榮的局面。改革開放以來，西藏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不斷加強，感情更加深厚。達賴集團不愿意看到這種局面，蓄意制造事端，煽動民族仇恨，挑起民族爭端。在國際上竭力詆毀中國的民族關系和民族政策，圖謀削弱和瓦解中國。
“貪婪的土狗一次次受騙，智慧的大象不會落入陷阱。”這句藏族諺語一語中的。達賴集團利用“民族”外衣，損害藏族和全國各族人民利益，圖謀“西藏獨立”的用心，越來越為廣大人民所識破，充分享受到時代進步、社會發展成果的西藏人民，決不允許任何勢力阻擋西藏和諧發展的歷史車輪。達賴集團破壞和阻撓西藏的發展和進步的圖謀是永遠不可能得逞的。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張云 記者邢宇皓 袁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