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2006年胡潤百富榜、2007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上位列中國內地首富的張茵，在今年兩會期間成為一個焦點人物。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她提交了三份被指“僅代表自身利益”的提案而轟動全國，在政協會內會外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3月8日，在全國政協召開主題為“新階層人士談社會責任”的記者招待會上，哈爾濱翔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迎霞委員表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貧富差距過大，委員要積極反映貧困群體的訴求。“一名政協委員，絕對不能僅僅為富人說話！”
但也有律師出身的劉紅宇委員指出：“一部新法律出臺，總會影響利益各方，不論是站在自身立場提出要求或者作什么調整，只要是合法的，都應該是正常的。”
在新浪等網上，網民們對此事的評論高達幾萬條，成為兩會開幕以來最熱的話題。站在輿論和民意風口浪尖的張茵怎么面對公眾的種種議論？10日下午，張茵坦然接受采訪，澄清三份提案都不是為了自己和她所領導的東莞玖龍紙業而提的，而是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上說的真話。
張茵 東莞玖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1957年出生于黑龍江軍人家庭，其后舉家移居東莞。1985年到香港九龍灣做廢紙回收生意，1990年移居美國，采購廢紙運回大陸。1992年在樟木頭興建東莞中南紙業。1996年在東莞麻涌興建玖龍紙廠，生產牛卡紙。1997年入選美國婦女企業五百強，是唯一華人。2003年以25億元身家，登上中國富豪榜第十七位。2006年玖龍紙業上市，身家狂飆至300億元，榮膺中國首富。目前玖龍紙業市值近千億元，年銷售收入98億元，利潤為20億元。玖龍紙業是中國第一、亞洲第二、世界第八的造紙巨頭。
羊城晚報：現在爭論的一個焦點，就是在于您為您所代表的富人階層爭取利益到底合不合理，有人認為您的提案激發了群眾的“仇富”心理。
張茵：講到“仇富”這個話題，我認為媒體的引導很重要。我覺得不要老說“富人”、“窮人”，這種提法讓大家覺得不平衡。國家要富強必須要有貧富的差別，富裕要靠辛勤、勞動、智慧、時間，就我來講，是沒有周六、周日的。大家的付出不一樣，回報也就不一樣。我一直強調企業家要營造出有愛心的氛圍，在玖龍，我們提倡“管理層愛員工，員工愛玖龍”，整個公司要形成和諧的氛圍。作為老板，我們希望自己的員工個個身體非常好、薪水福利好、大家都能開上車。
羊城晚報：全國政協昨天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有委員提出富人不可以“為富不仁”，您覺得這是目前中國的富人普遍的一種精神狀況嗎？
張茵：很多企業家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很多企業家都希望回報社會，不是光為自己干。我們玖龍四五年前就開始招聘貧困學生，我們到全國各地去挑選那些品德好、但是家庭貧困讀不起大學的農村高中生，我們為他們付學費、生活費，保送他們到華南理工大學學習，畢業拿到大專學位后，送到玖龍工作。2006年，我們招了300名這樣的貧困學生，計劃今年再招四五百人。我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捐款助學也有三年以上歷史了，我們每年都向那里捐款幾十萬美元，指定捐給中國籍的、沒錢讀碩士的學生。那些孩子一直都不知道他們是玖龍供的，是張茵供的，（哥倫比亞）大學那邊告訴我，學生們希望知道真正供養他們的人是誰，希望我去和他們見個面，我說，這些孩子能成才很重要，見不見我并不重要。
羊城晚報：您的其中一個提案是建議把月薪10萬元以上的最高累進稅率從45%減至30%，同時，相應提高各階層收入水平稅率的起征點，吸引國際上的優秀企業和優秀人才首先選擇來中國發展。有委員質疑說，您本人就是富人，您是在爭取自己的利益。
張茵：如果是為我自己，這個提案我提都不會提。我是香港永久居民，我的個人所得稅是在香港交的，我的稅率是20%。我是從國家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這個稅收問題的，我代表的是很多的白領、企業家。國家的富強，除了硬實力，軟實力非常重要，企業要發展，錢占50%，另外50%靠人才，要留住人才，稅收是一個關鍵的考慮因素。我們國家人才不夠，要吸引世界各地的高精尖人才。我接觸到很多企業的老板和白領階層，知道他們在想什么，你是規定了45%的稅，沒問題。但他們可以合理地把稅轉移到其他地方。我提出了30%，是希望不要因為一個5%或10%影響到國家，現在市場競爭非常激烈，要使我們的稅賦更加合理，讓這些財富留在中國，避免把稅流失掉。30年來改革開放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績，稅賦優惠條件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如果這些人為了避稅轉移到越南、印度，就很不值得。
羊城晚報：您的第二個提案是關于修改新《勞動合同法》，建議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條款，改為簽訂為期3-5年有期限的勞動合同。有委員質疑說，您的玖龍紙業就是勞動密集型企業。
張茵：這是一個誤解，那位委員很多事情都沒搞清楚就進行了批評。什么叫勞動密集型？比如說鞋業是勞動密集型，但玖龍不是。我的設備是全球造紙最先進的，機械化非常高的，我有4個基地，分別在東莞、太倉、重慶和天津，產能600多萬噸，今年有望實現700萬噸，但真正在生產線上的工人很少，50萬元的一條生產線，一個班只有20個工人。我認為“無固定期限合同”，相當于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鐵飯碗”，這一條款的存在給企業增加了成本和風險。很多來自珠江三角洲的委員都清楚，《勞動合同法》并不完善。我聽到很多企業倒閉掉了，老板跑掉了，連廠房都不要了。長期以往，國內就業率會下降，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就是低文化層次與低技術含量的工人。我把我看到的環境，通過提案反映給國家，至于修不修改，由國家決定，作為企業我們一定會遵守《勞動合同法》；作為政協委員講實話，反映真實情況很重要。
羊城晚報：關于“進口環保設備免稅”的提案，您提出要鼓勵企業進口先進高效的節能環保設備，給予5年至7年的免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的過渡期限。有委員質疑，您本人正是從事這樣的企業。
張茵：我為什么提這個提案，因為玖龍是大型造紙企業，環保方面是交過學費的，我們以前使用國產的環保設備，二氧化硫、大氣等指標時好時壞，幾年前我拆除了這些設備，從荷蘭、美國和臺灣地區引進處理二氧化硫和固體垃圾的進口設備，現在運行多年，非常穩定。我的設備已經用了5年以上了，所以這個提案也不是為我的企業而提的。對于一些中小企業來說，環保對他們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因為環保不過關可能令他們的企業倒閉。現在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很多企業的利潤已經非常低，達到了極限。希望政府給點優惠政策，溫暖他們，既讓民營小企業活下去，環境污染又可以解決，這是國家和企業雙贏的。
羊城晚報：您的這些提案得到其他委員的支持嗎？您怎樣看待對您的提案持不同看法的委員？
張茵：我的提案得到了很多人簽名，已經有十幾個了，還有很多委員要我把提案給他簽名。政協委員素質都很高，每個委員都有頭腦、素質和水準，不可能讓我為我的企業說話。我的提案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政協委員來自各個界別，代表不同層次不同的階層，從全國各地匯集在北京，就是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建言獻策，如果都是一個聲音就不是參政議政，是論證了。我的這三個提案和我熟悉的行業有關，都是反復想過，我認為對國家有利的。比如讓我談教育我就談不了，因為我不熟悉。（記者 廖懷凌 陳曉璇 張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