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是一個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漸進過程，我國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與當年的那場思想解放大討論是分不開的。“催發真理之樹枝繁葉茂的，只能是破除迷信的滾滾春潮！”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關鍵時刻，時代進步需要我們繼續解放思想，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的步伐。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新華網理論頻道特摘選《解放——改革開放以來思想大論戰》（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的精彩章節，既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波瀾壯闊的思想論爭，也企望推動對改革開放的全民性思考熱潮。今天是第十六篇。
在政治文明道路選擇上的爭論最多的是：中國到底是搞一黨制好，還是搞多黨制好？
在闡述這方面的論爭之前，要做一個重要更正。過去許多人總喜歡把我們黨實施的“一黨執政”稱之為“一黨專政”，這種說法是偏頗的——至少在今天已經顯得偏頗了。因為自從建立社會主義中國之初，共產黨就提出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治制度”，這與一些國家只有一個黨派而恰恰又是這個黨在執政的情況是顯然不同的，根本算不得 “專”——因為我們始終強調要讓那些與共產黨共同創立新中國的民主黨派參政，實現民主協商，共襄國是。當然，應當承認的是，我們有一個時期沒有很好地落實這個政治制度，只是讓民主黨派成了一黨執政的陪襯與點綴，或者說讓民主黨派成了政治協商過程中的“拍手”者與政治看客。這樣一來，就使共產黨的執政有了“專”的成分，加之，我們又總是喊“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讓我們執政的“專”味更濃了。但是，我們正在努力改變這樣的狀況，加大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力度，使我們新中國成立初就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治制度”逐步得到真正的落實。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對政黨制度的了解，其主要信息源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而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實行的一黨制。而關于多黨制的信息，則主要是通過國內媒體報道了解到的，且了解到的多為負面材料。因此，在那個時候，對一黨制幾乎是一片叫“好”聲。改革開放開闊了人們的眼界，讓人們對多黨制政治有了實地考察的機會，中國人從多種渠道了解了多黨制的一些模式，認識到多黨制并不是如過去報道的那樣一團黑暗。不少人對一黨制與多黨制進行比較，也就有了對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爭論。
主張多黨制者，認為一黨制有難以克服的弱點：
一是長期執政導致體制內的優勝劣汰和新陳代謝成了難題。在多黨制下，通過競選機制，勝者執政，敗者在野，雖然勝者不完全等于優者，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勝敗和優劣，有著相當大的正相關關系。西方多黨制所具有的機制，在一黨執政的中國政體內，難以直接效仿。長期以來，國內行政官員的選拔機制，都是由組織部門考察，然后由上一級黨委討論后向人大提名或者直接任命，很難保證官員的才德合格。且實施層級遞進制，多數官員都是熬資格熬上來的，多年媳婦熬成婆，等熬到一定層級時，就只有官僚暮氣，而難有開拓創新的朝氣活力。
二是一黨執政缺乏一個糾偏機制。人民不能通過選票告訴政黨，你的政策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你應該更正；如果你不更正，那么我們就來更正你。許多事情總是在鑄成大錯之后再糾正。例如，1957年反右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例如，1958年刮起的浮夸共產風；例如，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皆以黨內領導人的意志為準則，沒有持不同政見者表示過異議；或者說，即使有反對者，也大多沒有好結果。
三是一黨執政反腐難度大。有人形容，黨內反腐敗，好比醫生給自己動手術，擠個膿包還可以，但要開腸破肚割腫瘤卻不行。由于是一黨執政，黨內政府內都是自己人，山不轉水轉，即使天南地北當官，也可能有一天會轉到一起來。且不說官官相護，至少說，在不違背原則的情況下會互相關照，有了好處也會大家共享。因此，在黨內和政府內，很少能有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往往，一些腐敗的官員都是爛出了原形且被千夫所指，才會被抓出來。
不過，強調在中國實行一黨制更好者，其理由也十分充分。
首先，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并非純粹的一黨執政。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新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所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的貢獻，以及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多黨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證。當然，這種領導又不是簡單的包辦，只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都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這項民主制度的最大優勢，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中國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從而能夠把社會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整合成朝同一目標作用的正向力量。各民主黨派是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而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各民主黨派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而不是像一些國家的反對黨或在野黨，唯恐天下不亂，專門找岔子、唱反調，一門心思攻擊對方以取而代之。而且，往往在競選首腦時，對峙的政黨的矛盾變得白熱化起來，不僅互相揭短，甚至制造騷亂。如果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什么缺陷的話，那就是如前面所講的，我們在目前還沒有完整準確地落實這個制度。
一黨執政有一個最大的優點，便是政策的連續性，不會像多黨制那樣由于政黨的變更而引起國內外政策的巨大變化。而且正確的決策，能夠很快執行，不會因為各種力量的牽制而中途夭折。多黨制上臺的國家首腦，往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個師公一道符。特別是一些總統是被彈劾下臺的，其施政綱領往往會被全盤否定。雖然其憲法與法律穩定，但是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卻難以持續，除非前任首腦的主張也得到后任的認同，否則會一切推倒從來。
一黨執政的最大優勢，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已經得到了最大的體現。震災發生后，黨中央發出抗震救災的號召，一呼百應，很快調動舉國之力抗震救災。而多黨制國家里，哪怕再正確的決策，如果沒有其他黨派的同意，都無法實施；有時候，即使是總統提出的方案，也可能都要延遲一年半載才獲得同意，甚至干脆被否決。
不否認，一黨執政雖然有著前述三個方面的缺陷，但卻是完全可以彌補的。也就是說，只要真正完善多黨參政的機制，使其他黨派成為決策的參與者，成為決策執行的監督者，那些弱點也并非不能克服。而且，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即中國的一黨制是歷史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里的領導地位，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形成的，并在實踐中證明了其一黨執政的可行性與優越性。這一制度的形成，有著特殊的國情使然；近60年來的執政實踐，證明這一制度的確有著相當持續的生命力。這種異乎多黨制的政治模式，避免了政黨更迭可能帶來的社會動蕩。
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7000多萬成員，占中國人口的1/20，還囊括了國內絕大多數的優秀人才。在中國，是無法否定一黨執政的。這樣一個人數龐大的政黨，不論創造力還是破壞力，都是十分巨大的。如果強行實行多黨制，有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即使僥幸成功，那么各種政治勢力必將重新洗牌，如沒有眾望所歸的勢力(事實上在幾十年內除了共產黨也很難有這樣的勢力)，勢必加劇社會動蕩，并幾乎是必然引發外國勢力介入，甚至會引發內戰，使國家陷入割據狀態，就像北洋軍閥時期。而中國有13億人口，一旦徹底混亂就很難平定，這無疑是災難性的。提倡多黨制，明顯脫離國情，是不切實際的設想。所以，我們所應該做的，就是繼承和發揚一黨執政、多黨合作的優良傳統，為進一步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應有的貢獻。
我們評價一種制度的好壞，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環境里作出的。一種制度的好壞、制度之間的比較都應該以利弊之間的差的大小來評價，如果一黨執政在一種情況下會比多黨執政更好，我們又怎能不分情況地要它被取代呢？而且，從當今世界民主發展的趨勢來看，人們并不把一黨執政與多黨執政作為民主與不民主的本質區別了（例如，一些保留著君主的國家也是民主制度，而君主卻是封建專制的代名詞）。一些西方勢力范圍如東南亞、南美、非洲的國家，實行多黨制以來，日子并不好過。比如東南亞，一黨執政時代，他們是全世界的經濟明星；現在呢，在世界經濟版圖上已經沒有人記得他們了。譬如俄羅斯和伊朗，是多黨制、全民普選，某種程度上，甚至比代議制民主的美國還要民主，但在美國人的觀點里，這兩個國家（包括南美的一些民選政府）仍不是民主政府。另外，一黨獨大的新加坡的民主卻是世人普遍稱道的。中國的一黨執政與多黨參政的政治協商制度同樣體現著民主，而且現在不僅加大了社會民主建設的力度，也加大了黨內民主建設的力度，民主進程受到了國際上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