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厲莉：公眾維權意識已醒
2012年，北京“7·21”特大自然災害發生后，厲莉愛心團隊前往災區慰問。房山法院新聞辦供圖
人物簡介
厲莉
十八大代表、第三屆全國道德模范、北京市房山區法院法官。遼寧鞍山人，1978年8月出生。
2002年2月，厲莉登記成為一名造血干細胞志愿捐獻者；2007年，厲莉幫助一名身患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患者；2009年，得知患者病情復發后，她再度為其捐獻骨髓。
一名年輕女法官，在兩年內兩度幫助白血病女孩，事后得到區政府5萬元慰問金也分文未花，直到今年北京“7·21”特大自然災害發生后，她又將慰問金全部買成救災物資送到災民家。
厲莉說：“我要讓群眾通過法官的實際行動，相信法律的溫暖。”
談參會
肩負更多責任和使命
新京報：從一名普通法官到現在，你已經獲得了很多令人羨慕的稱號、榮譽。你是如何理解十八大代表這個身份的？
厲莉：我能有幸當選黨的十八大代表，是組織多年培養、各界群眾關心支持的結果。這個身份意味著，我將肩扛更加沉甸甸的責任和使命。在社會建立法律信仰是每一個法律人的渴望，也是我最大的期盼和必須承擔的責任，任重而道遠。
新京報：當選十八大代表后，你將如何履行代表職責？
厲莉：我作為一個以道德愛心走入公眾視野的法官代表，將不斷倡導“愛心與良心相生相成，公益與公正相得益彰”的職業理念，以德修身，以愛暖民，致力于提升司法公信和司法形象。讓道德助力司法，為和諧社會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新京報：你會把什么樣的群眾呼聲帶進會場？
厲莉：作為一名基層法院的法官，我將把基層人民群眾對司法最真切的呼聲和期待帶進會場。作為一名有公益身份的法官傾力各項公益活動的過程，使我有機會思考司法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并閃現了一些思想的小火花。在十八大會議上，我會將這些成果分享給更多的人。
談捐獻
如果不捐會后悔一輩子
新京報：你兩次捐獻骨髓，有沒有過猶豫？
厲莉：2007年第一次捐了300毫升造血干細胞，我就覺得是救人一命，很平常的事。2009年4月7日，女孩父母突然又來電話，希望我能再次捐骨髓挽救女孩生命。那天晚上，我丈夫還在外地出差，我們在電話里商量了一下，還是決定推遲生子計劃，畢竟不捐的話，會后悔一輩子。
談履職
讓百姓相信法律的溫暖
新京報：你認為新時代的法官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尤其是現在經濟快速發展，法律人的職業選擇也多樣化，作為法官如何能守得住內心的寧靜？
厲莉：我覺得作為一名法官，必須要有信仰、有理想、有堅守、有一顆善良仁愛之心，同時具備扎實的理論功底和學術能力。在做事風格上，要果敢，勇于擔當。
我想法官內心的寧靜，來自于其自我價值的實現與法官職業社會價值的實現之間的契合。一個法官，如果能在為他人解決矛盾、平息糾紛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那么其必然也是認同法官職業的，能獲得內心平靜。安于斯，樂于斯。
我相信，只把物質、金錢、享受作為自我價值實現標簽的人，是不可能做好一名法官的。
新京報：你獨立辦案多年，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厲莉：我碰到過一些當事人，來法院時情緒激動，劍拔弩張，但看到我是他們的主審法官，都會很信任我，愿意讓我來幫他們調解，很快達成調解協議，握手言和。有一次當事人告訴我，“你都可以為陌生人兩捐骨髓，你是好人，我相信你不會坑我的！”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新京報：作為法官，遇到托人情、拉關系的你怎么做？
厲莉：工作中，確實偶爾會遇到這類事情，但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普遍。應該說，這種現象和法治精神是相悖的，應該堅決杜絕。
但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托人情、找關系，從另一個角度看，是一個普法的好機會。因為找到你的人，都是信任你的人。基于這種信任，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價值觀。我希望民眾都能懂得，法律是保護自己合法權利的，而不是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需要通過人情解決的問題，如果本身就是合法的，不通過人情照樣解決；如果是違法的，在法治框架下，根本就不可能有解決的空間。
新京報：有沒有人試圖給你送紅包？
厲莉：有，但很少，記憶中有兩三件吧，結果肯定是拒絕。這種行為會讓法官覺得很尷尬，會有種自身價值被貶低，甚至被侮辱的感覺，很不好。我有時就在想，真的拿了錢，你在當事人眼中就不是那個執掌正義天平的法官了，而是淪為為他人謀私利的奴隸了。
新京報：你之前審理了大量民事案件，如何看待調解工作？如何處理情與法沖突的問題？
厲莉：在國際上，調解被譽為東方經驗，“東方一枝花”。其實調解和我們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中國人都有厭訴情結，都崇尚以和為貴。在當事人自愿調解的前提下，法官努力幫助陷入糾紛的當事人，找到一條均衡雙方利益且二者都能接受的路徑，以化解矛盾，不再被訴訟所累。在這過程中，法官往往要付出巨大努力，法官不僅需要有法律專業的知識，更需要通過真誠、貼心、耐心的交流，從當事人角度考慮問題，尋求調解方案。
談普法
公眾訴訟技術待提高
新京報：你認為當前普通民眾的法律意識如何？
厲莉：當前，不論是紙媒、廣播電視還是網絡，許許多多的普法節目出現在公眾面前，這些節目多側重于法條解讀、案例評析等，對于法律規定本身進行了很好的宣傳教育，效果也非常好。但也存在一個欠缺，那就是對公眾的程序意識、證據意識等理念性的教育比較少，公眾的維權意識已經覺醒，但訴訟技術還有待提高。
新京報：那你覺得應該如何提高？
厲莉：普法教育可以更多側重程序意識、證據意識等法律理念的教育，這對培養民眾對法律的信仰，提高司法公信，樹立司法權威有重要意義。
新京報：你對未來的司法改革怎么看？
厲莉：我認為，未來司法改革的重點在于通過制度建設和途徑探索，樹立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增強民眾對法律的信仰。
開微博
可向社會傳遞正能量
新京報：你也開通了微博，作為一名有“名人效應”的法官，有哪些便利和不便？
厲莉：便利就是使我可以在更加廣闊的平臺上，發出公正、為民、真誠、善良的呼聲，向社會傳遞更多的正能量。不便就是有很多人在微博上會就個案來咨詢我，其實作為一個法官，對非自己審理的案子并不便開口評價，畢竟我對案件的全貌并不了解。但這就會造成誤解，他（她）會認為我對他（她）的案子不關心，不關注。其實，事實不是這樣的。
公眾的維權意識已經覺醒，但訴訟技術還有待提高。普法教育可以更多側重程序意識、證據意識等法律理念的教育上，這對培養民眾對法律的信仰，提高司法公信，樹立司法權威有重要意義。 ——厲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