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要邁向未來，古建筑、老民居、舊廠房等等屬于過去的舊跡，是否就該“推倒重來”？

　　這曾是一種慣常的思路，但在本屆世博會城市最佳實踐區，不少城市予以明確否定。城市最佳實踐區的展示主題之一即是“歷史遺產保護與利用”，在大量城市經驗中人們可以窺知，城市中沉睡的舊跡理應妥為保護，并借今人之手獲得新生。

　　若沒有它們，怎知自己身處何地？

　　意大利博洛尼亞案例館里，有一段10多米長的廊道。兩側是不同風格的立柱，天花板上的屏幕則播放著壁畫，耳邊還不時傳來羅西尼等意大利作曲家的音樂聲。走到盡頭，則聳立著兩座仿制而成的“斜塔”。它們既是古城博洛尼亞的歷史痕跡，也是其今天最重要的城市景觀。

　　在博洛尼亞城，絕大部分建筑歷史均超過800年；長達48公里、從市中心通往圣盧卡大教堂的長廊薈萃7種中世紀建筑風格，與兩座97米的中世紀斜塔一道成為城市的象征。博洛尼亞案例館參展人黃雪梅說，博洛尼亞人從來都將歷史遺跡視作城市立身之魂。二戰期間古城幸運地躲過炮火，讓當地人慶幸之余更知珍惜。“無論怎樣改朝換代，城市里千百年的古建筑卻始終被妥善保護。”

　　今天的博洛尼亞已是意大利的先進制造業重鎮，有頂級的蘭博基尼汽車和僅4毫米厚的超薄瓷磚。但擁有了尖端科技與創意的博洛尼亞人在歷史遺跡面前，依舊保持著虔誠與敬畏，更不曾想過要鏟平其哪怕一寸土地。威尼斯、開羅、布拉格、畢爾巴鄂等案例也一一展示，一個已經或正在邁向現代化的城市該如何為歷史遺跡留足空間，并使其在處處求“新”的時代依舊完好生存。那里的城市人總有這樣的自問：“如果沒有它們，我們怎么知道自己身處何地？”

　　喚醒業主的保護意識

　　值得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的城市已認識到保護遺跡的重要性。但問題接踵而至：誰來保護？如何保護？需知，保護舊跡本就是件吃力的事，且其成分和牽涉面復雜，只靠政府的力量往往捉襟見肘。

　　這一問題在那些散落民間的“小型”建筑身上尤其突出。對此，印度本地治里案例給出解題之道：首先要發揮業主的作用，因為建筑本身與他們直接相關。2002年，這個有著大量瀕危遺跡的老城加入“亞洲城市方案”，求解文化遺產保護難題。當年，本地治里就在當地老建筑業主中進行了名為“文化遺產認知”的調查，并舉行利益相關者會議，與業主們深入交流，其目的就在“充分喚醒業主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

　　調查發現，大部分業主并非不知保護自己身居之所的重要性；但他們對如何保護卻知之甚少。為此，本地治里借助“亞洲城市方案”的項目資助，輔以財政資金，實施了當地的古跡示范街———維賽爾街的修復工程。這個項目大獲成功，并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跡保護獎。頒獎詞中贊其“引起了市政當局、保護專家，以及最重要的當地居民的合作”，以此“恢復了歷史特征的城市街區，并為社區注入了自豪感。”

　　在此基礎上，當地政府適時推出“等額資助計劃”，并聯合建筑師，通過資金補助、技術指導等方式，幫助業主進行建筑修復。一些曾計劃將自己的舊房“拆除新建”的業主，由此逐漸轉入遺產保護的行列。在多方努力下，本地治里的大批舊街區得以重獲新生。

　　把“重生”的舊跡“盤活”

　　對本地治里而言，修復只是舊跡重生的起步。在等額資助計劃經驗的啟發下，當地旅游部門制定了一個方案，鼓勵把登記在冊的歷史性建筑用作酒店、酒吧、商店等向公眾開放。在當地人看來，此舉既可提高歷史建筑的經濟價值，也能帶給市民及游人對城市文化、藝術與精神的真實體驗。

　　在其他城市的實踐中，也多有類似經驗。開羅案例和西安案例同時展示了“公園”這一符號———開羅圍繞一段千米長的古城墻打造出艾資哈爾公園；后者則結合大明宮遺址保護，即將建成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公園既是城市“綠洲”，又是典型的公共空間。將成片的歷史遺跡以公園的方式加以保護，顯然出于開放的考慮。

　　那些以個體方式存在的舊跡，也被最大程度開發為公共空間。博物館、圖書館、甚至健身房，這些都可以成為一幢老建筑的新歸宿。很多城市對此早有共識：如果僅將歷史建筑保留下來而不與公眾生活產生關聯，那么在公眾心目中，它們依然是“死”的。要真正重生，當讓公眾觸摸到它們的溫度。

　　甚至那些似乎夠不上“遺產”的舊跡，也能借由今人的智慧“化腐朽為神奇”：阿爾薩斯案例，斯特拉斯堡人把舊碼頭倉庫變成影像資料中心；巴塞羅那案例，加泰羅尼亞人將破工廠變身商務辦公樓……甚至不用走進任何展館，只消站在城市最佳實踐區的空地上環顧四周，那些老廠房變身而成的展館就足以告訴你，舊跡是怎樣“重生”，并真正得到“盤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