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會來了。
對于這個已持續了159年的“國際巨展”的降臨，國內許多媒體或出于意識形態的考量、或出于發自肺腑的興奮，總喜歡用連篇累牘的報道，同義反復著兩個論調：一個是“平臺說”：借世博平臺、展現中華國力；另一個則是“契機說”：趁辦博契機，提速上海乃至長三角城市的建設……
中國人為了能“圓夢”，而得意一下，當然不可謂之錯——但是，就算是飽含真理的語言，您也無須堅持“年年說、月月說、日日說、時時說”，否則，難免會有狹隘的嫌疑——前者，透露出了太多的自大；后者，則是充滿著功利色彩。這兩種論調，顯然都是“以我為主”——這也必然會導致國民不肯放下架子，無法以學生的心態，虛心求教于人。
在“善于學習、善于消化、善于創新”的這一點上，我們真該好好向日本人學習。
自從1964年，舉辦了東京奧運會之后，日本人開始擺脫了心理上“戰敗國”的陰影；1970年，在中國人忙著搞“文化大革命”、試圖用毛澤東思想“解放全人類”的時候，日本人又在關西的大阪，舉辦了一屆“激發國民創造力”的世界博覽會。
據記載，彼時共有6400多萬人次參觀了大阪世博會，其中，除了200多萬人次的外籍游客，其余的參觀者，全都是日本人——這個數字，幾乎占了當時日本人口的半數。
為了讓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的農民和漁民，也能親眼看到世界工業化的成果，并不算富裕的日本政府，不惜代價，以免費交通或補貼的方式，邀請這些最普通的、甚至最缺少文化的國民，前來大阪參觀。所以，我們能見到許多頭戴斗笠、頸扎毛巾、甚至赤著腳在世博園區行走的人，出現在當時的影像資料中……
中國人總喜歡將上海世博會，定義為“歷史上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世博會”，但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的王泠一博士卻認為：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這么講，或許會贏得些許自豪感，但它不符合歷史真實——1970年日本的GDP遠低于中國，它就屬于那一時期、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
而“眼界決定境界”，也正是從那屆大阪世博會之后，日本國民對科技創新的熱忱，被迅速地激發出來，15年后——1985年，日本終于邁進世界上“發達國家”的行列。
其實，當人們用“一切始于世博會”這樣的話，來贊美近160年的世博會的無量功德時，您也必須明白，發軔于工業化浪潮的這種展覽方式，在今天的信息時代，已算不上“先進”了——拜互聯網之所賜，當今人類的交流、溝通方式，早已呈現出多元化、輕量化和便捷化。
托馬斯弗里德曼——這位《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他把人類進入21世紀后、受IT技術深刻影響的全球化階段，描述為“世界是平的”。他認為，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已經從1800年之前的“國家和政權”、1800－2000年兩百多年間的“跨國公司和資本”，演變成了今天的“互聯網和個人”。
互聯網傳播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即時（快速）、海量、開放和互動。
人類在前進過程中，若沒有參照物可資觀察借鑒、而只顧著一味高歌猛進，很可能變成“瞎折騰”；唯有借助信息與交通的發達，人們才能不斷地延展身體和思想可觸達的范疇，從越來越多的參照物中，找到歷史經驗和未來發展的方向。
尊嚴，首先屬于不盲從、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既然互聯網在技術上已經可實現“世界無邊界、思想無極限”，那么，真想要繼續改革開放，只須拆除“網絡藩籬”就是了！但遺憾的是，至今各種“藩籬”非但沒被拆掉，反而越來越多地被重新樹立起來然而世界發展的總趨勢，必然是“傳播成本無限小，監管成本無限大”——堵不如疏，唯有讓人們越來越自由地在信息中穿梭前行，人們才能學會在海量信息中，做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判斷，自我說服、自我教育，也才能真正接近事物的本真。同時，信息開放，亦是讓公民同時享有“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的重要保障。
推動城市的人性化、制度化發展，也是人類為了更好地降低溝通和交易成本，而做出的不二選擇。
應該說，人類社會邁向“現代化”，可以被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是“工業化”。肇始于1851年的世博會，正是工業文明的產物。第二則是“城市化”。工業化的集約性、流動性、持續性和降低交易成本等特征，推動了全球近代百年來大規模的城市化改造，僅中國，目前已有50%的人口進入城市生活，而且，這個速度還在以每年1500萬農業人口的“進城”來遞增。
由城市化而導入的第三個階段，則是“人的社會化”，一方面，由于傳統“集權式、科層式”體制的瓦解，越來越多的人，擁有了自主選擇的權利；另一方面，社會也由“統治”走向“治理”，而治理的主體，不僅是公權力（政府）一家，它還包括了個人、企業和各種非政府組織，市民們也更希望通過這些商業勾連和自組織形式，來獲得社會認同感，從而能共同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中。既然有了“人的社會化”，當然，“社會建設”就成了公民社會的一種必須強化的內容，就是指“尊重人的自由選擇權利”。中共十七大提出：實現社會民主的前提，就是要保障人民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唯如此，才能促使人類社會邁入現代化的第四個階段——“政治的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