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會備受矚目：中國政治的新景象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召開在即，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值得關注的“走近中央全會”現象
黨的十七屆五次中央全會即將召開。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值得關注的“走近中央全會”的新景象。這次中央全會的召開，將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關邁向迎面走來的“十二五”時期開局及其后續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乃至同正在做和將要做的迎接建黨九十周年及黨的十八大召開這些舉世矚目的大事聯系起來。
循例自今年年初中央領導率先示范，中央各部門、地方從省、市到縣領導，紛紛到第一線進行摸底調查、核實數據，特別是傾聽基層干部、群眾對社會經濟發展意見，對人民至為關注的物價、住房、醫療、教育以及環境等等突出實際問題著手“標本兼治”；其間頻仍發生意外災害，更促使了人民要求、愿望凸顯出來，也使“十二五”時期黨和政府努力順應人民期待更加凸顯出來。念茲在茲，確是五中全會題中應有之義。7月2日政治局會議為五中全會作重要準備之中宣布：順應各族人民對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這已在全國上下和各類媒體輿論中形成“拭目傾耳，觀化聽風”之慨，事實上揭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治生活更加蓬勃生機的新的一頁。時間乃真理之前驅，從這次中央全會起步依序前行，顯現的正是我們黨的“審計重舉，明畫深圖”的不懈努力。中央全會備受注目是當代中國的最新政治現象。所謂“注目”本意是為揭示當今中國政治生活中存在著的一種真實，而這種真實蘊含的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正顯崢嶸。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和決策機制中，中央全會占有重要地位
召開中央全會的體制雖然自黨誕生之初即從法規上已經確立，但在長期革命戰爭年代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若干非常時期，事實上未能正常和有效運行，甚至若干個別時段近乎“名存實亡”。比較而言，從1989年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這種中央全會領導制度才日益趨于正常完備，步入成熟的民主化、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2002年11月，經黨的十六大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和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揭開了我們黨的中央領導制度史上的新的篇章。
中央全會在黨的歷史上通常都有重要標識意義，這固然緣由黨章所賦予具有的地位，同時又因為它所作出決定的內容具有戰略性質。在黨內領導干部和部分學者中，視中央全會為“出戰略”的地方并不過分。這在進入新世紀以來黨的十六大后各次中央全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突出。通過定期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這個平臺，先后討論和作出了包括堅持科學發展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和具體決策部署。雖然每次全會內容各有側重，但在整體上緊密聯系、互相銜接，貫通著始終如一的鮮明主題：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目標的歷史任務,充分表現了我們黨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的深刻認識和科學把握，既承前啟后，又繼往開來，持續不斷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向前推進的努力。所有這些，事實上也構成了今后將要召開的黨的十八大所賴以為據的重要背景。
現在，每年例規舉行中央全會，都是以前所未有的透明、公開方式，在第一時間公布消息或發表文件，積極引導社會輿論，顯著拉近了廣大黨員同中央領導的距離，拉近了社會各界包括媒體同執政黨的重大政治動向的距離。因此，這種具有廣泛群眾性和社會性的日趨“走近中央全會”現象，已成為新世紀當代中國政治的最新景象，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突出標志。
■“走近中央全會”現象，體現的既是對這次全會的關切，又是對中央在全局上和重大判斷、決心及舉措上的認知與認同
解析“走近中央全會”這種最新景象，是很有必要的。走近中央全會既是對一次全會具體內容和成效所表現的關切，又是對中央在全局上和重大判斷、決心及舉措的認知與認同，擴大而言，更是表現了對我國政治發展動向的注重與關切。這同“文革”之后，在社會上一時所謂“遠離政治”、“告別理想”之說盛行，根本不同；也同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由于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90年代初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致使黨內外許多人誤認以為無須要“講政治”，甚至有的干部也只是“講賺錢”的狀況，大相徑庭。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當我們把走近中央全會視為當代中國一種重要政治現象的同時，絲毫沒有忽略深藏于其后的具有基礎意義的經濟發展以及廣義上的各種社會文化發展動向。它們之間是融通和互為作用的。人們越來越趨走近中央全會之日，亦即黨和政府以主動姿態，努力實現經濟持續發展，擴大民主、改善民主之時。這絕不是偶然的，走近中央全會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當然，我們所說走近中央全會，只是泛指一種大潮流、趨勢、動向，而實際社會生活中，不同界別、不同層次、不同人群之中，自然是有區別的，不但重視程度不同、關注內容也有相異。但也并非無規律性，乃至雜亂無章。事實上，在進入新世紀以來這些年中，兩屆中央及十二次中央全會，除兩屆首次全會系屬大會的延續，按照程序在中央委員會中遴選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總書記，批準中央書記處、中央紀委、中央軍委以及組成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等。嗣后，各次全會涉及政府工作機構設置、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黨的建設等等，都是事關全局，都屬黨和國家生活大事，因而引起注重是必然的。中央全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越來越加重要，尤其是同廣大公眾直接利益、具體利益關系越多，也就越加受到關注。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十一五”規劃建議，六中全會的社會和諧部署，十七屆四中全會的進一步推進黨的建設決定和即將舉行五中全會提出“十二五”規劃建議的關注度達到了最高值，就是很好證明。事實表明，有關民主民生內容多少同社會公眾的關注程度是成正比例的。由此，也再次證明了人民是講求實際的，黨的決策只有是求真務實的，才能受到人民關注擁護。
中央全會之所以成為廣大群眾關心的會議、成為媒體聚焦的會議，其原因在于得人心
必須指出，執政黨的中央全會成為廣大群眾關心的會議，成為街談巷議、媒體聚焦的會議，并且在多數人中都是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存有許多期待和希望的會議，這是為什么？這就叫做得人心嘛！這對我們這個已經執政多年并將長期執政的黨來說，應該看作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下情上達、上情下達，是一個多么重要的進步。試想，如果是人們對執政黨的中央會議看作與己無關，甚至采取“冷眼旁觀”態度，甚至像過去有時候曾出現的“三緘其口”“萬馬齊喑”，難道這樣能說好嗎？！當然不好！我們所以說是不好，一者同我們黨的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屬性不符合；二者同社會發展、時代潮流也相悖逆。在當代社會日新月異的條件下，黨的活動與人民的關注度，除了政治心理因素之外，的確還有技術因素，那就是在紙質媒介之外，包括電話、網絡、視圖等等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黨務公開，從封閉走向開放，而社會公眾對執政黨關注，從疏離到知悉，乃至接近和參與，這是勢所必然。由于關注，擴大了公眾參與的幾率與空間；由于關注，加速了破除“神秘感”，增加了“黨務公開”的透明度；由于關注，密切了上下關系、干群關系、黨群關系，鞏固了黨執政的社會基礎；由于關注，減少了隔膜，把許多不和諧因素降低到較少程度，最大程度地調動積極因素。從這個意義上，或可認為：人們關注中央全會，何嘗不是中央全會貼近人民的結果！然而，僅有一種黨的主動，還不足以形成這種局面，同時需有人民的主動，還有第三方即媒體的主動。黨的主動得益于明智，人民的主動得益于開化。二者結合互為因果、構成賦有以人為本深意的積極的“雙向溝通”，加上不可或缺的媒體的中介及傳播作用，從而形成一種順應時代潮流的政治生態進化。所有這些，最終當然都是由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和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所決定，是堅持黨的領導和維護人民主體地位的執政理念的必然結果。對于中央全會的關注，必然也就帶動了對公眾所在地方和部門工作的關切。也就是說，中央的決策在本地方或本部門執行或落實得怎樣呢？人們正是這樣用以觀察、評價或考驗一個地方、部門，乃至一個領導者的作為。這種影響或可認為非始料之所及。正是如此，我們就不能不尤其重視“關注中央全會”這種現象的全部蘊含及其發展。
可以說，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的對中央全會的關注，事實上已成為一種重要資源，一種對黨的支持、激勵和監督的力量。一個地方、部門的成熟的領導者，應當有意識地把這種趨勢和現象作為寶貴資源去加以推進和強化，使自己處在更加主動的地位，引領民主政治健康前行。（文哲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