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三十年的深圳使命
作為中國改革的試驗田，要允許深圳繼續先行先試，甚至允許出錯
1983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經濟組任職的鄭新立，第一次來到深圳，看到的還是一個小縣城。25年后的2008年，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鄭新立，再次帶隊考察深圳，“小樹已經參天”。這次，他把考察報告定名為“橫空出世看深圳”。在他看來，只有這個題目，才能概括深圳特區成立30年的變化，及其在全國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作為中央智囊團的關鍵人物之一，多年來，鄭新立一直關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并多次為國為民建言獻策。在接受本刊專訪時，他認為，在今后的30年里，中國的改革發展將面臨新的形勢，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不會比前30年少。在新的時期，作為“中國改革試驗田”的深圳已“不差錢”，政策層面應允許深圳繼續扮演“先行先試”的角色，允許深圳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發展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甚至可以允許深圳出錯。”
求解“中等收入陷阱”
《瞭望》：今年1月，汪洋在參加廣東省委十屆六次全會時，提出了三道題：特區過去30年干了些什么，有什么經驗教訓？在迎接特區成立3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做什么，怎么樣實現加快發展？今后30年還能干些什么，怎么樣再創特區新輝煌？你怎么看這三個問題？
鄭新立：應該說，關于前30年深圳的發展，深圳在改革開放中所起的作用，無論怎么評價都不過分。關鍵是，今后30年深圳怎樣繼續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繼續充當“領跑者”的作用？
今后的30年，面對新形勢，新的問題還要繼續改革開放，繼續探索發展道路。一代人，只能解決一代人的問題。今后20～30年，你們這一代人所面臨的問題，是深圳的開拓者們幾代人所沒有面臨的新問題，這需要你們繼續用改革開放精神去解決。
這其中的第一個問題是要帶領中國沖出中等收入的陷阱。這是全國，也是深圳今后20～30年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一般來說，人均收入在3000到10000美元之間，總的來講叫中等收入。現在，就存在一個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陷阱，也有東南亞國家陷阱。
這樣的問題，中國未來20～30年就將遇到，直接關系著中國的人均GDP能否沖到10000美元以上。今年，中國人均GDP可能要達到4000美元，將來，如果翻一番就是8000美元，再翻一番就是16000美元。我們要爭取實現人均GDP翻兩番，一股作氣地沖破人均GDP10000美元。如果能沖過去，一人10000美元，總量就是13萬億了，和美國就差不多了。
《瞭望》：為沖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應采取什么發展模式？
鄭新立：現在看來，無論是拉美，還是“東南亞四小虎”，能否沖破“中等收入陷阱”，其核心問題就是，能否形成以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為依托的技術密集、知識密集型產業，從而形成國際競爭力，能夠支撐本國貨幣的升值、支撐就業的擴大、支撐出口的持續增長。
如果仍靠以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靠加工貿易，仍靠出口資源，那么注定不可能沖出10000美元關口。
《瞭望》：未來深圳會是什么樣子？有哪些新的任務？
鄭新立：珠江口東岸，現在形成了同一個城市群：香港、深圳、東莞、廣州、佛山。這個狹長地帶，南北僅200公里，東西僅50公里，但是，卻聚集了5000萬人，GDP總量5000萬美元。這里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塊地方。
根據廣東省的安排，我們調研組正在做關于擴大粵港澳經濟合作、形成粵港澳一體化經濟體系的研究。現在，從香港到廣州要建城鐵，這意味著，珠江口東岸的五個城市將可以做到生活上同城化、經濟上一體化。而且，五個城市之間可以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形成一個整體的競爭優勢。
我算了一下，到2030年，珠江口東岸五城市GDP總量可以在2萬億美元以上。這相當于甚至超過現在的紐約經濟圈和東京經濟圈的規模。而在這五個城市之中，從增長速度上講，深圳的增長速度是最快的，發展是最好的。要不了幾年，深圳在這五個城市里將起到核心作用。
到時候，深圳將承擔著很獨特的任務。因為它緊靠著香港，又連接著東莞、廣州和佛山。實際上是通過深圳和香港的經濟融合，實現深圳和香港的要素的優化配置，把香港在信息、管理、貿易、法律等方面的軟件的優勢和深圳的實體經濟的創新、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優勢結合起來，有利于把香港的優勢進一步擴大化。
近期，深圳通過填海的方式，在蛇口造了一個有十幾平方公里面積的前海區，緊靠香港。深圳市想把前海區打造為深港經濟融合的實驗區，要在那塊空地上做文章。依靠那十幾平方公里，打造世界第三經濟增長極。
《瞭望》：如何發揮深圳領跑者作用？
鄭新立：帶領中國經濟沖出中等收入陷阱，我想這是深圳在未來要擔負的最大作用。深圳要發揮領跑者的作用，要成為中國的硅谷，要成為新技術產業的培育、孵化基地。
下一步，深圳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還要進一步轉移，騰出空間來發展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
深圳現在已有了四個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高新技術企業：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其中，比亞迪去年還被評為全世界科技型企業的第一名。以后，深圳要繼續培養出一批類似企業出來，要形成一種機制。并把這種機制移植到全國其他地方，要摸索出一套可以復制的經驗和制度來。
應對發達國家挑戰
《瞭望》：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新30年中國還將面臨哪些挑戰？
鄭新立：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經濟總量的增長，發展面臨的阻力也更大。今年第二季度我國的GDP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但今后在海外貿易、投資、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如何排除貿易爭端和壁壘等方面，都會面臨很多新的困難。這是我們改革開放初期所沒有的。此時，如果“一著不慎”，就可能會“滿盤皆輸”。
《瞭望》：對此，中國應怎樣應對？作為試驗田的深圳，又該如何把握住經濟快速增長的戰略機遇期？
鄭新立：外貿順差就等于總儲蓄減去總投資。面對歐美國家針對中國發起的貿易爭端，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勞動者工資，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提高工資，增加消費。這樣，不僅有利于減少總儲蓄，縮小外貿順差，更有利于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第一個轉變，即通過擴大消費來減少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
希望深圳能夠就此進行探索。比如，逐步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可以每年提5%，給企業一定的消化工資成本上升的空間。同時，通過改善企業管理、開發新產品，實現產業升級。
而且，凡有條件的中國企業，都應搞國際化經營，特別是要開拓多樣化的國際市場，同新興經濟體搞貿易，改變出口過度依賴美歐日的狀況。
另外，要通過海外并購，特別是并購有一定技術資源的企業來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通過海外并購更多的國內短缺的資源，像石油、天然氣、鐵礦、鋁礦、銅礦等，來解決經濟發展的資源瓶頸。
與此同時，要培養一批類似波音、IBM、微軟、英特爾之類的“百年老店”。這些都需要深圳有所探索。一旦這些力量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我們就不怕少數發達國家“使絆子”，不怕人民幣升值。特別是實現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開拓多樣化的市場，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
社會體制改革的壓力
《瞭望》：這些年來，我國社會發展相對落后。對此，深圳是否也應探索答案？
鄭新立：中國確實存在你所說的這些現象。最近，深圳市委交給我一個課題，我現在正在組織各方力量研究，內容就是深圳市如何改革社會管理體制、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在此方面，深圳應走在全國的前面。
當前，全國的改革開放下一步的重點，實際上已從經濟體制改革轉到了社會體制改革。深圳要通過發展社會事業，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提高人民生活的質量，打造“和諧之都”。
《瞭望》：深圳在社會管理方面遇到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如何打造和諧之都？
鄭新立：最突出的就是，外來流動人口的問題。
比如富士康，在深圳有43萬員工，一個企業既要管生產經營，又要管理43萬年輕人的生活，很難不出問題。城市管理應通過社區的完善來加強。比如，通過建立社區的服務體系，使年輕人在工作之余能夠有休閑娛樂的場所，有訴求表達的場所和精神生活的寄托。
從收入分配來看，要思考如何通過收入分配調整，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為和諧社會建設作出貢獻。舉例來說，華為新來的大學生每月可拿到5000多元，員工持股占50%，這種內部分配制度就比較和諧。
但是，富士康的打工仔一個月才1000多元，高層管理者的收入卻是他們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管理層和員工缺乏交流，沒有認同感。從而導致員工心理出現問題，自殺事件頻發。前不久富士康公司接受教訓，率先給農民工漲工資，這在全國帶了個好頭。但還要進一步分析深層原因，找到根本的解決辦法。
深圳的問題也是全國的問題。我們要思考如何在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解決社會發展問題與經濟發展同步，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一套完善的體制。這里面涉及內容廣泛，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產業、社區管理等。
繼續“先行先試”
《瞭望》：總體來看，在今后30年里，深圳這塊“試驗田”，要試驗什么？
鄭新立：要打造四個“都”：第一，深圳要繼續成為創新之都。前30年深圳最大的特點就是通過自主創新形成了一套體制機制，建立了一大批的內資高技術企業。今后，還要圍繞著怎樣優化自主創新環境下功夫。深圳要借助創業板加快風險投資，鼓勵創業等政策環境、社會環境的優化和完善，在全國帶個頭。
第二，要成為服務之都。轉變發展方式的第二個轉變就是要發展服務業，改變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的局面。有人認為，轉變發展方式，搞集約發展會減少就業，這個矛盾如何解決？事實上，中央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發展服務業就是要擴大就業。美國80%的勞動力在服務業，倫敦人口1200多萬，有4/5的人從事服務業，紐約、東京也類似，因為服務業比重很大，這些城市充滿活力。而我國服務業從業人員僅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33%。
深圳應把生產性服務和現代服務業作為發展重點，大力發展金融服務、科技服務、設計服務、創意服務、物流服務、法律服務，等等，為全國作出表率。
第三，深圳要成為和諧之都，實現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實現社會和諧。
第四，要成為開放之都。現在，中國經濟規模擴大了，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同國際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十七大提出建立開放型經濟體系，今后30年我國的對外開放，面臨著與此前完全不同的情況。
深圳要在全國的對外開放中探索新的經驗。比如，如何讓企業走出去，如何進行海外投資和并購，如何獲得更多的資源勘探權、開發權，如何到國外開展加工貿易等。深圳要在探索中，提供好的經驗，通過幫助企業走出去，形成更多的跨國經營的業務，培育中國的跨國公司。
另一方面，深圳應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國際性城市，吸引更多的人才。與美國相比，我國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創新和服務業滯后上。美國吸引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所以在科技上處于領先水平。深圳應借鑒這一做法，吸引更多的人才。
《瞭望》：未來，國家還會像過去一樣繼續對深圳進行政策傾斜嗎？深圳還需要什么政策？
鄭新立：事實上，隨著開放政策的逐步擴大，早年特區的特殊優惠政策已成為普惠政策。2009年，深圳GDP總量已達8000多億元，全口徑財政收入2765億元。深圳并不缺錢，也充滿活力。此時，深圳只要有一個政策就行了，那就是，繼續允許深圳“先行先試”，允許深圳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發展中間的一些矛盾和問題。
比如，在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允許深圳往前走，甚至允許出錯。錯了沒關系，錯了以后可以再糾正。
比如，住房制度改革。現在深圳房價長期處于高位，直接影響到在深圳的生活成本，損害了深圳的競爭力。現在深圳正在考慮構建適合其特點的住房保障體系。一方面，有錢的人要買好房子，不能限制；另一方面，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住有其居”的目標，保證所有人能夠有一套跟自己收入水平相適應的住房。這些問題，都將是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所要面對的，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所要面對的。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是深圳的事，更是全國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