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擴容：一場補辦的婚禮
“深圳特區擴容”的消息傳來，我們的第一感覺是勢在必擴，不擴不行了。
事實上，分隔深圳特區內外的“二線關” 近年來已名存實亡，它只是一個特殊的符號，生動折射出行政區域劃分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現狀。這不僅僅是深圳特有的現象，它在中國內地普遍存在。簡而言之，不合理的行政阻隔，已經成為深圳乃至整個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了。
“小而全”的發展模式已經過去了
我們之所以說深圳“二線關”撤銷是大勢所趨、迫不得已，是因為從全國來看，區域經濟“小而全”的發展模式已經過時。
大約十年前開始，國內不少大中城市相繼大力推動新城區建設，市政府主要機構帶頭從老城區外遷，以行政主導力量來擴大城市發展空間，現在看來這一做法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時至今日，行政力量反而拖了城市發展的后腿。
就以這次“特區擴容”為例，再不擴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就難以推進，深圳正在修地鐵，地鐵必須延伸到機場，但深圳機場在關外，將來地鐵通車后，每天大量的人流進關出關，怎么管理？
讓我們再把視野擴展到珠三角地區：深圳與東莞、惠州是近鄰，但深圳特區內房子均價賣到每平方米2萬多元時，那兩個城市房價每平方米還不到1萬元，最關鍵的原因之一，是城市之間快速軌道交通系統不能互相聯通。盡管珠三角地區高速公很發達，但沒有便捷的城際軌道交通，導致高速公上車流量過大，經常發生堵車，建高速公技術上相對容易，投資回報也不錯，但它不環保，軌道交通投資大，難盈利，需要政府牽頭投入建設，并且牽涉到兩個城市之間的行政管理協作問題。
我們都能感覺到，珠三角城市化水平不如長三角，城市之間發展差距較大，正因為后者有更發達的城際鐵網。試想想，如果深圳的地鐵直接修到東莞、惠州，兩地坐車二三十分鐘就到，深圳的白領們也可以分流到這些城市工作和居住，不必承受現在那么高的房價、那么大的生存壓力，這樣區域的協調、社會的和諧，才能更好地實現。
行政區域阻隔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房價差異上，也體現在與居民息息相關的各類民生投資上。比如深圳要建垃圾焚化爐項目，就建在緊靠惠州的邊界上，但深圳各區開發都比較充分了，土地稀缺，人口密集，這類設施建在哪都會引起附近居民強烈反對，而惠州有些地方還是相對偏遠的，為什么不能把它建到惠州合適的地點去，然后給予適當的經濟補償來平衡呢？
我們之所以說深圳“二線關”撤銷是大勢所趨、迫不得已，是因為從全國來看，區域經濟“小而全”的發展模式已經過時。前些年這一點還不明顯，現在高速公時代早已到來，高鐵(高鐵民航爭奪戰)時代也正在逼近，出現了區域內“同城化”，以及不同城市功能重新定位的趨勢。但按照現行管理法規，企業投資的稅收問題仍然很難解決，比如說我們覺得東莞松山湖開發區的環境不錯，想在那設立一個研發中心，但是稅收怎么辦？現在企業異地投資要在各個區域分別報稅，手續復雜，耗時耗力，讓人很頭疼。
又比如惠深高速經常堵車，因為車子離開深圳地界收一次錢，進入惠州地界再收一次錢，甚至還分好幾段收，老是要排隊。為什么兩地不一次收了，然后內部再分賬？這不是基建問題，而是管理問題，政府官員們應該好好想想，把麻煩留給自己，把方便留給百姓。
“企業被迫辦社會”成富士康悲劇根源
如果當時政府能早一些重視關外的公共服務配套建設，就不至于出現富士康員工跳樓風波之類悲劇。
上世紀80年代早期設立深圳特區時，它是一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驗區，當時誰也不知道是成功還是失敗，其模式也不能馬上向全國推廣，因此封閉管理是必要的。那時候流行“孔雀東南飛”，外面很多人要來深圳找機會，但想進特區不容易。潘石屹(博客)(SOHO中國董事長兼聯席總裁，知名地產商)告訴我，8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來深圳，沒辦證進不來，只好找人帶鉆鐵絲網過來。那時候是封閉管理，特區人口有限，彼此之間關系也比較單純，治安很好，外面也沒多少高樓大廈，大家都是住普通樓房。
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全國掀起市場經濟浪潮，“深圳經驗”才推向全國。也正是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那些年里，深圳關內關外經濟差距越來越大，以房價為例，1997年~2000年左右，關內房價每平方米10000多元，關外每平方米只有3000元到4000元，兩個地區最主要的差別是公共服務，關外還是農民的天下，關內的白領都不愿出去，因為關外的治安、交通都不行。
實際上，2002年以后，特區內土地日益短缺，發展空間明顯不足，那時候就開始熱烈討論撤銷“二線關”，實現一體化了。再到2004年前后，深圳市政府在國內率先宣布取消“農民”一說，大家都是深圳市民，那時候“二線關”其實就應該撤了，但依然保留，結果關外馬是修好了，各項公共服務尤其是軟件服務仍然跟關內有差距，直到最近三四年才逐漸有所改觀。
現在回過頭來總結經驗教訓，如果當時政府能早一些重視關外的公共服務配套建設，就不至于出現富士康員工跳樓風波之類悲劇。富士康是典型的“企業辦社會”，它當初這么做，也是一片好心，因為他們的廠區設在關外，周邊的治安、教育、醫療等等都成問題，怎么辦？企業只有包起來，為員工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把廠區做成一個“小社會”。但畢竟工廠“宿舍城”跟正常的社會氣氛還是不一樣，員工容易感到壓抑。現在富士康把部分工廠搬到重慶和成都去，多半也在郊區設廠，如果當地公共配套沒做好，說不定會走上老。
“前店后廠”變形與“騰籠換鳥”困境
每個地方長時間發展的產業，都有一個“鎖定效應”，不是說走就走的。以內貿為主的企業，短期內不會從深圳外遷，因為成熟的產業配套讓生產效率更高。
我們通常說的制造業“前店后廠”模式，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生過幾次大的變化：最早是店在香港，廠在深圳，后來是店在港、深，廠在特區關外或惠州、東莞。深圳皇崗長期以來都是很繁忙的陸出入境口岸，出境大貨車經常排起長龍，讓周邊居民不勝其煩，這些大貨車很多都是裝著東莞、惠州的外貿企業和加工廠商的出口產品過境深圳的，現在皇崗口岸比以前冷清了，為什么？一來外貿運輸可以走海的鹽田港了，二來深圳和珠三角企業對內貿易的比重越來越大了。
最近深圳南山區和寶安區推動濱海板塊開發，到香港宣傳招商，口號是“前店在深，后廠在港”。原來香港現代中高端服務業要積極進入內地市場，他們的“廠”(即總部)設在香港，“店”(即一線服務機構)設在深圳，因為跟香港相比，深圳在輻射內地市場方面優勢更強。深圳有內地的中小企業板，有很多新興產業企業，如最新的內地首富李鋰夫婦，以及QQ的馬化騰，比亞迪的王傳福等等，都在深圳創業獲得成功的，你很難想象如果他們的企業設在香港的話，能輻射整個內地13億人的龐大市場。
香港的現代中高端服務業以深圳為跳板進入內地，而深圳既是珠三角外貿企業的前沿陣地，也是珠三角高新技術產業的中心，廣州則逐漸演變為珠三角乃至華南地區的政治文化和內貿中心，它輻射的是佛山、順德等以內貿企業為主的城市，澳門、珠海成為休閑度假中心。這意味著珠三角各主要城市功能進一步分化明確，類似的功能重組每10年左右都會發生一次。
最近富士康大幅為員工加薪，引起了外界對深圳制造業可能加速外遷的猜測。我覺得每個地方長時間發展的產業，都有一個“鎖定效應”，不是說走就走的。盡管深圳制造業廠商的人工成本上去了，但最大的電子產品消費市場，以及整個產業配套都在深圳，這是一時半會改變不了的。為什么“山寨機”生產在深圳這么發達？不是因為人工便宜，而是離市場很近，反應敏捷，即使產品售價便宜也賺錢。也就是說，如果是以內貿為主的企業，短期內不會外遷，因為成熟的產業配套讓生產效率更高。但對深圳一部分純粹的外包企業來說，富士康大幅提薪的沖擊較大，像富士康就是為美國蘋果公司代工，產業鏈兩頭在外，產量很大，利潤較薄，對人工成本更敏感。
當然，從深圳市政府的戰略考慮來說，未來產業轉型升級是必然的方向，即使撤關擴容，深圳再發展下去土地資源制約還是會日益明顯，而資金總是會追求更高的投入產出比。前些年深圳曾提出“適度重型化”的發展方向，其實是有問題的，廣州發展重化工業更合適，因為它腹地更大，而深圳更應該發揮現有市場優勢，發展電子行業、金融服務業等，深圳的中小企業很有活力，創新能力很強，像華為這樣的行業巨頭，也是從小到大，形成今天的規模。話說回來，華為做大以后，你不可能把它全都留在深圳，一來沒那么多土地，二來他們急需的某些高端人才，深圳又不能滿足，華為到北京、上海去設研發中心，攔也攔不住。
也就是說，雖然深圳的外貿行業也很重要，但更多的是新興產業企業，他們擁有核心技術，面向全國市場，而不是純粹接訂單加工的。東莞前段時間實施“騰籠換鳥”政策，試圖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遇到實際困難，有其內在原因。東莞與深圳不同，他們港臺企業比較多，外貿主導型產業特征明顯，廠商通常不掌握核心技術，利潤都是靠大量產業工人的廉價勞動獲取，它想在現有產業基礎上“騰籠換鳥”不太可能。但東莞發展到現在，各方面條件都不錯，應該大力拓寬跟廣深的聯系渠道，建設城際軌道交通，讓廣州、深圳的中高端人才感到來往方便，生活成本低，居住環境又好，愿意前來工作或創業。這一切，最后還是要落實到打破行政區劃的各種障礙上來。
粵港澳一體化是未來二三十年新課題
香港的市場管理經驗、法治環境等許多方面，還值得內地城市好好學習。
總體而言，大家對“深圳特區擴容”期待已久，但這一天真正來到時，感覺各方反應沒有預想中強烈。我想因為這已經是一樁“事實婚姻”，現在只不過是補辦婚禮，給予名分上的認可而已。
現在我注意到另一個現象，內地有些輿論看輕香港，認為香港的地位在下降，對此我不敢茍同。上世紀90年代早期我來深圳創業前，曾在香港工作和生活過近5年，我覺得香港的市場管理經驗、法治環境等等許多方面，還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歷經近10年爭議，深圳特區“關內關外”的阻隔將成為歷史，以廣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加速融合的趨勢也已呈現，而廣東與香港及澳門實現一體化，相信是接下來二三十年的又一個新課題。畢竟三地經貿關系越來越密切，社會資源流動越來越頻繁，適當的時候，地域和人群的人為隔閡將最終被打破。 (作者上世紀90年代早期赴深圳創業，現為深圳世聯地產董事長、深圳市法定圖則委員會委員、阿拉善生態基金常務理事會員。本文由中國經營報記者譚洪安采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