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區在“而立之痛”中尋解共同富裕路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中國最早設立的經濟特區深圳特區在即將迎來30歲生日之際，啟動了工資集體協商立法進程，直面勞資關系新挑戰，尋求新的解決方式，走共同富裕之路。
《深圳經濟特區集體協商條例（修改草案）》正在深圳政府在線網站公布以征求全社會意見直至本月31日，最快將于今年9月第三次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審議。如獲得通過，將有望成為中國第一部明確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和勞動爭議協調機制的地方性法規。
根據草案規定，只要兩成員工要求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即應啟動協商程序，且針對調薪每年至少協商一次。
主持條例起草工作的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傅倫博說，這部條例的出臺旨在以法律形式形成穩定的工資增長協商機制，以避免和減少工資福利待遇引起的勞資糾紛。
深圳是中國最典型的“移民”城市和勞動力輸入城市，外來務工人員超過800萬人，而其中超過七成是來自農村、工作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農民工。
30年里，與GDP年均兩位數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深圳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十分緩慢，有的一線工人工資還停留在10年前水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8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珠三角地區，近3000萬農民工平均工資12年里只增長了68元。
長期以來的低工資水平引發了工人的不滿。今年5月以來，以本田汽車為代表的部分外資在華企業及其關聯企業連續發生多起要求提高工資待遇的罷工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現象正在悄悄改變。7月1日，深圳特區內外最低工資標準統一提高到每月1100元，其中特區外的上調幅度超過22％。
在發生12起基層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后，在中國內地擁有80萬員工、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在今年6月短短兩周內兩度給基層員工加薪，從原先的每月900元上調到2000元。
“富士康加薪顯示‘中國制造’正在努力改善工人待遇。”中山大學從事勞動關系研究的岳經綸教授說，中國制造就意味著背后是廉價勞動力的局面有望打破。
在深圳工作了7年的王德強對此感到有些“興奮”。因為，就在3年前，每到年底準備結算工資回家過春節的時候，他總是擔心能否全額拿到自己的辛苦所得。
“現在，無論在大企業，還是小企業上班，至少不用擔心老板欠薪了，而且加班工資也會按規定足額發放。”他說。
實際上，對工人工資福利待遇的保護經歷了從“欠薪預防和保障”到“加班工資按規定雙倍支付”，再到“工資增長集體協商”的過程。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李滔說“這其實就是一個勞動者權益保障不斷得到加強的過程。”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作為先富地區的深圳，去年地區生產總值已逾8200億元，人均GDP超過1．36萬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升至目前的0．47，超過了國際上普遍認為的0．4的警戒線。中共十七大報告改變了過去“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習慣提法，首度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提高普通勞動者工資待遇水平，讓勞動者更加體面地工作，有尊嚴地生活，已成為2010年度中國最熱門的話語。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認為，未來10年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攻堅的10年，也是邁向共同富裕的關鍵時期。這個階段必須要處理好收入分配失衡等社會反映強烈的問題。
實際上，對勞動者工資福利待遇的關注不止深圳。今年7月，廣東省重新啟動了擱置兩年多的《企業民主管理條例》的立法進程，試圖以地方法規形式明確工資集體協商機制，以期建立起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上海、天津、廈門等城市也都啟動了有關工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地方立法程序。
“在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之后，以深圳為代表的中國特區正在努力通過地方立法以改善工人待遇，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尋解共同富裕之路。”岳經綸說。（葉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