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辜第二次握手”：雙方達成四點共識

　　1998年10月，辜振甫率海基會代表團訪問上海、北京，與汪道涵會長在上海舉行了“汪辜會晤”。　　

　　持續(xù)六天的第二次“汪辜會談”，雙方達成“四點共識”，包括進行政治、經(jīng)濟對話，加強兩會各層級人員的交流互訪等。
 
　　有關方面評論，第二次“汪辜會談”最大的突破是開啟了兩岸實質(zhì)上的政治對話，使兩岸和平統(tǒng)一的步伐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此次會談結(jié)束的時候，辜振甫先生代表臺灣海基會向汪道涵先生發(fā)出了赴臺訪問的正式邀請。

　　首次“汪辜會談”之后，兩岸關系本應順勢發(fā)展，汪辜二次會晤理當進行。然而，兩岸關系形勢的急劇變化，也改變了汪先生與辜先生第二次見面的初衷。早在首次會談結(jié)束時，汪道涵先生即向辜振甫先生表達了再度會談的心愿，期待兩岸在全面落實“汪辜會談”協(xié)議的基礎上，通過協(xié)商促進兩岸關系進一步的發(fā)展。但在落實協(xié)議的過程中，兩岸事務性商談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

　　臺灣海基會違背汪辜會談協(xié)議關于兩會商談是民間性、經(jīng)濟性、功能性的定位約定，單方面將“司法管轄權”等雙方一時難以解決的政治、法律問題引入事務性商談中，力圖通過兩岸劫機犯遣返、兩岸漁事糾紛處理等三項議題的商談，迫使我方承認臺灣有對等的且互不隸屬的管轄權，以達到體現(xiàn)“兩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

　　對此，海協(xié)當然堅決反對。

　　與此同時，臺灣當局一方面在島內(nèi)加緊改造臺灣的政治體制，力圖把臺灣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另一方面加緊在國際上推行“彈性務實外交”，試圖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并存的局面。

　　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把臺灣當局在國際上制造“兩個中國”的活動推向極致，不僅從根本上破壞了兩會商談的氣氛，而且對兩岸整體關系形成嚴重沖擊。有鑒于此，中國共產(chǎn)黨、中國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一道，采取果斷措施，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分裂、反“臺獨”斗爭，其中也包括暫時停止了兩會的事務性商談。

　　1996年3月，反分裂、反“臺獨”斗爭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果。鑒于兩岸關系形勢的巨大變化、以及兩會事務性商談受到政治因素嚴重干擾而無法進行的事實，海協(xié)受權提議兩會進行政治談判，以期建立起兩岸間政治談判的機制和協(xié)商政治問題的渠道，隨之重新開始兩會的經(jīng)濟性、事務性商談。

　　但臺灣當局出于阻撓祖國統(tǒng)一的立場，本質(zhì)上不愿進行政治談判，堅持要先行恢復事務性商談，從而導致兩岸關系發(fā)展陷于僵局。打破僵局，加強溝通、尋求共識，為早日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創(chuàng)造條件，海協(xié)努力擴大與海基會的接觸與交流。邀請辜振甫先生率海基會董監(jiān)事訪問團來祖國大陸參訪，正是這項接觸與交流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辜先生此次大陸之行的醞釀已近一年。這期間，臺灣當局在辜先生出訪的定位問題上不斷反復。

　　為回避海協(xié)關于汪辜會晤就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問題作出安排的建議，海基會一開始就咬定汪辜會面是“參訪”，安排上要求“單純化”，連海協(xié)提出參加由兩會共同舉辦的研討會的建議也加以婉拒。而當海協(xié)接受參訪安排后，海基會又于7月下旬在兩會副秘書長于臺北交換意見時，一改“單純化”的說辭，以不能“空洞化”、“形式化”為借口，企圖改變“參訪”的定位，在不正式承諾兩會進行政治談判程序性商談的情況下，把汪辜會面變成以“兩會會務”為內(nèi)容的有正式議題的會晤，借以實現(xiàn)其先恢復兩會事務性商談、回避政治談判的政治企圖。這種將自己單方面的政治企圖強加于人的做法顯然不可能實現(xiàn)。因此，這次汪辜會面既不是正式的會晤，更不會進行正式的會談。辜先生此次來祖國大陸，僅同汪會長就雙方共同關心和各自關心的問題，進行無拘無束、非正式的自然交談。

　　盡管如此，辜先生此行畢竟與汪道涵先生實現(xiàn)了第二次會面，仍不失為兩岸之間一次重要溝通。有臺灣輿論認為，這將是1993年汪辜會談后兩會高層再次進行的“政策性對話”，對擴大兩會交流與接觸、改善兩岸關系氣氛具有重要的意義。 （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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