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組織在黃埔軍校的活動情況
一、中國共產黨在軍校建立黨組織的由來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實現了國共兩黨聯合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運動，深得廣大工農和革命人民的擁護，從而使我圓革命形勢日趨高漲。為了改變和提高革命軍隊的素質，同年五月在黃埔創辦了陸軍軍官學校，培訓具有革命政治思想，又富于軍事知識的軍官，分配到各軍隊中使之成為革命軍事骨干，以加強國民革命軍的作戰能力。
黃埔軍校初成立時，中共中央就從各省地方黨組織和革命群眾團體中抽調一些青年黨、團員和革命群眾投入第一期學生受訓，以后二、三、四期也同樣有許多中共黨團員參加入伍。同時，中共中央應校黨代表廖仲愷先生的要求，派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周恩來去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并選派一些富有教學才能的優秀黨員擔任軍校政治部政治教官，因而在軍校官生中就有了一些共產黨員，根據中共黨的組織原則，在所在部門和學生隊中組成了中共黨小組。當時在政治部擔任政治教官的歐陽繼修同志曾是中共在軍校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軍校為了擴大培訓軍政人員范圍，于一九二六年一月改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將四期入伍生兩千多人編為步兵科兩個團，炮兵科、工兵科、經理科、政治科各一個大隊，于三月一日正式開學受訓。當時軍校政治部主任由邵力子兼任，由于邵不能常川駐校，任命熊雄為副主任代行主任職責。政治部除增設政治主任教官惲代英、秘書聶榮臻外，分設總務、組織。宣傳三科，由陳良、楊其綱、安體誠任科長，全部人員已增至七十余人。其中中共黨員約居半數，連同軍校其他部門、團隊的中共黨員共計已有一百數十人，因而急需加強黨的組織工作。
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結束后，熊雄到中共廣東區委向陳延年，周恩來匯報軍校情況，要求加強軍校黨組織和領導力量，以適應軍校新的形勢。區委當即確定捫調我以區委特派員名義去黃埔軍校負責黨的組織工作，成立以鄆代英為首的黨的核心組織-“黨團”。于是我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初即去軍校政治部報到，派我為軍校圖書室管理員。
二、中共軍校黨組織的任務與作用
中共軍校黨的核心組織-“黨團”，是由區委指定惲代英，熊雄、聶榮臻、陳賡和我五人組成，由惲代英負責主持。熊雄是黨在軍校政治部的領導人，負責全校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制定全校政治教育計劃，安排政治課程。政治主任教官惲代英協助。政治部行政事務和辦公廳日常工作處理由聶榮臻協助。陳賡負責團結軍校青年軍人工作，參與青年軍人聯合會、黃埔同學會等社會團體有關各項活動。我則負責把軍校各部門和團隊的中共黨員分別組成各基層小組，由小組長直接和我聯系，海通他們與區委軍委黨的組織關系，接受黨的教育，遵照上級指示從事各項革命活動。
中共廣東區委對中共軍校黨組織的中心任務曾明確指出：“團結左派、爭取中間力量，反對極端勢力，積極宣傳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國民革命運動，加強軍校政治教育工作，培養配備國民革命軍各軍的軍事政治骨干與后備力量。”中共軍校黨組織在惲代英主持下，由于符成員的互相協作，團結一致，對完成黨在軍校的上述任務發揮了其應有作用。
三、中共軍校黨組織在各個革命時期的活動情況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國民黨右派反動氣焰益形囂張，蔣介石亦日益明顯倒向右派，于五月間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拋出所謂“整理黨務案”令全會通過，由國民黨中央向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跨黨黨員退出國民黨或共產黨，成為一黨的黨員。”這一違反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破壞國共兩黨合作原議的要求，雖經當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所接受，但終于遭到廣東區委及廣大中共黨員的抵制而未實現。為此，我曾去區委向陳延年請示在黃埔軍校的黨員應作何處置?他斬釘截鐵地對我說：“一個都不要向所在單位國民黨黨部表態，尤其是一向沒有暴露中共黨員身份的人更應保持常態。”我將這一指示轉達給中共各基層小組，要各個同志遵照上級指示同往常一樣在各個崗位上努力工作與學習，仍以國民黨黨員身份從事國民革命有關政治宣傳工作，維護著以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為基礎的國共兩黨合作的基本原則。
周恩來同志在廣東區委主持中共軍運工作期間，對于在各軍事機關部隊的中共黨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極為重視，經常在星期日召集他們到農民講習所舉行報告會，由他作有關軍事運動同國內革命形勢及其他政治報告，鼓勵同志們努力學習，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為革命作出應有的貢獻。黃埔軍校中共黨員通過黨組織聯系，每次都很踴躍地利用休假日去廣州參加這種報告會。事后反映，大都感到黨的教育的溫暖，認清自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在中國國民革命中應有的使命。從而促使大家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與右派斗爭各項革命活動中，表現出極其英勇頑強的戰斗精神。
由于蔣介石日益與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等右派集團勾結一起向革命左派進攻，迫使當時國民政府主席兼軍校黨代表汪精衛憤而棄職出國。軍校官生問訊極為憤懣。記得有一次當蔣介石集合軍校官生在校本部講話時，突然有一學生站出來。大聲質問蔣校長“我們的汪黨代表到哪里去了?”使蔣十分尷尬，只得低聲回答說“他出國了”。事后政治部領導人熊雄得知這學生是中共黨員，認為他此一行為不符合黨當時“團結對敵”的指示，是極左個人狂熱主義的表現，于革命不利，當面對他進行了批評，并要我轉知各小組內對他這一錯誤行為在小組內進行一次全面教育。其后，又有一次蔣介石舉行總理紀念周，散會后經過圖書室門前曾進入閱覽室，見到墻壁上懸掛有汪精衛與蔣介石并列的大型掛像即面露不快而回校本部。嗣經鄧演達暗示熊雄轉知政治部將汪的掛像取下，僅留蔣一人的掛像。由此可知當時蔣汪分裂及軍校左右派斗爭的情況。
黃埔軍校黨組織一向都是嚴格遵守廣東區委每一時期所發政治宣傳大綱，采取切實措施通過各成員負責領導進行。在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方面，關于每一時期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隨時通過當時負有盛名、為學生所信仰的惲代英、肖楚女、張秋人、李合林等政治教官上政治課時結合講述，使廣大官生了解事件發生的真相。關于革命形勢的發展則不時邀請軍政負責人及社會知名人士來校作革命形勢與任務等專題講演。其中有一次曾邀請魯迅先生來校作“革命時代的文學”講演，以及組織宣傳隊和“血花劇社”，舉行軍民聯歡會等生動活潑的革命思想教育。由政治部主編的《黃埔潮》、《黃埔日刊》則隨時收集發表本校各官生有關革命言論及社會名人在校專題演講詞，轉載當時軍政領導人在報刊所發表的革命言論，對校內外進行廣泛宣傳，使全校官生及社會公眾識破當時國民黨右派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陰謀詭計。從而使軍校保持“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把國民革命進行到底”的濃厚革命空氣。
周恩來主持廣東區委軍運初期，指示黃埔軍校一、二期學生陳賡、周逸群等把在廣東各軍事機關部隊的青年軍人組織起來，成立一個以黃埔軍校學生為中心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作為團結青年軍人的一個革命團體，由周逸群主持該會會務，在中共廣東軍委領導下團結各機關部隊青年軍人，并以聯合會名義參加廣州各界群眾團體舉行的各種革命活動，表達青年軍人的革命意志。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曾會同全國總工會、省港工人罷工委員會、農民協會、學生聯合會等群眾團體在廣州舉行各界市民支援上海“五卅”運動，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大示威游行，遭到沙面租界英帝國主義軍警開槍射擊，造成“六二三”沙基大慘案。在游行中高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聲浪立即傳到全國各地，顯示了這次工農兵學商團結反帝斗爭的偉大力量，也是青年軍人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把國民革命進行到底的具體表現，對于推動全國國民革命運動具有深遠意義。
國民黨右派組織了一個孫文主義學會，把孫中山早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倡導的民主主義學說為溷民黨右派勢力造輿論，來壓制和反對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期間經孫中山親自講解的三民主義新內容。其目的就是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為當時蓬蓬勃勃的群眾革命運動設置障礙，阻撓國民革命向全國發展。它是一個堅持反動立場與革命群眾團體對立的右派集團，黃埔軍校的右派也多參加在內。軍校中共黨組織為了維護國民革命順利發展，在軍校各種活動中，領導中共黨員聯合軍校各派革命勢力不斷與之進行不調和的斗爭。
在青軍會與孫文主義學會解散后，蔣介石又在軍校組織黃埔同學會，予以大力支持，并親自控制，暗示他們要隨時注意共產黨在各軍事單位的活動情況，并向他匯報，借以維護其在廣東革命根據地軍事領導地位。
軍校改組后的國民黨特別黨部于五月成立，受軍校黨代表指揮及政治部指導。熊雄當選為這屆特別黨部監察委員。同年十一月特別黨部改選，中共軍校黨組織根據區委指示“團結對敵”的新情況下，曾轉知中共各小組，在各單位推選特別黨部委員候選人中，盡量推舉國民黨人。熊雄亦示意政治部只推舉國民黨員陳良一人，軍校其他部門也多系推舉國民黨員為候選人，只有軍官第一團營長范藎是加入不久的中共黨員。選舉結果，這屆特別黨部委員仍是左派占絕對優勢。這就體現出軍校國民黨左右兩派勢力的強弱及廣大黨員的愿望，也表達中共黨組織及其黨員對此次特別黨部改選光明磊落的態度。
一九二六年十月間軍校四期學生畢業，除分配在后方各機關及留守部隊外，大都派到各北伐軍中隨軍出征。其中中共黨員只有少數留在本校及后方各單位工作，大部分派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及其新近成立的北伐先遣部隊由葉挺指揮領導的獨立團隨軍出發。嗣后陳賡、惲代英、聶榮臻亦由中共軍委指調先后離開軍校去北伐前線各地工作。軍校中共“黨團”成員只留下熊雄和我二人承擔中共在軍校黨政工作，而由熊負責主持。中共軍委負責人周恩來自隨北伐軍離開廣東后，軍委即在廣州原辦公地點設立軍委留守處，由黃錦輝負責原軍委與各有關單位中共黨組織的領導關系。直接與各單位中共負責人發生聯系，傳達區委指示，了解有關單位黨的組織情況和處理所提出的問題。此后中共軍校黨組織工作則出熊雄和我與黃錦輝聯系。遵照上級“團結對敵”指示，領導軍校全體中共黨員在各個崗位上，為軍校培養革命力量而努力，以爭取北伐的早日勝利。熊雄在這期間主持中共黨組織的領導工作。始終堅持貫徹黨的指示和孫中山三大政策，對破壞兩黨合作的言行，在各種紀念會講話時或在報刊上，不斷的予以駁斥，攤行不調和的斗爭，以壯大軍校革命力量的聲勢。
當上海、廣州相繼發生“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事變消息傳到黃埔軍校，我們遵照中共軍委留守處轉知上級指示：“保持鎮靜，提高警惕”，力促政治部全體工作人員保持常態，不使發生任何事端。數日后軍校教育長方鼎英忽然召見熊雄說：“這幾天廣州局勢很緊張，你應即離開黃埔，我可派一汽艇送你出虎門去香港”。熊當即斥責“蔣介石叛變革命”。表示不愿離開黃埔，“如要強命我去，請允許我在行前與在校官生講一次話。”方鼎英乃勉強答應，次日上午由熊雄向部分官生作了要恪遵總理遺囑，將國民革命進行到底等簡短的話后，就到碼頭登上汽艇離開軍校。
我當時在場送熊登上汽艇向虎門開駛后，隨即搭上班輪去廣州軍委留守處向黃錦輝匯報。黃聽了我匯報上述情況后，要我不要再回軍校，留在廣州和他共商軍校中共黨員轉移事宜，并派交通聯絡員通知楊其綱暫且主持軍校中共黨組織工作。數日后黃即要我搭輪去上海江浙區委報到，從而我就轉到上海軍委工作。事后得知熊雄所乘汽艇駛至珠江下游不遠的江心，即借口機件失靈停下檢修，當時在江面監視黃埔的中山艦便派人登上汽艇將熊雄逮捕，押解廣州投入公安局監獄，秘密將熊雄殺害。回想在當時情況下，只要得到黨的通知，他隨時都可離開黃埔。事實證明方鼎英派艇送出虎門一舉，顯然是當時反動當局串通勾結的預謀。
熊雄同志秉性剛毅正直，為黨為人民獻身革命氣壯山河，視死如歸的無畏精神與崇高氣節將永遠受到黨和人民的敬仰與懷念。
在熊雄之后尚有肖楚女、楊其綱、安體誠也先后遭到敵人殺害，為革命而壯烈犧牲。肖楚女是軍校有名的政治教官，在事變前早已因病去廣州東山醫院住院醫治，亦避反動當局秘密殺害。楊其綱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學生，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又是政治部中共黨組織負責人，在我離開黃埔后曾由軍委留守處指派主持中共軍校黨組織工作，當軍校反動當局接管軍校政治部、迫害中共黨員時，即為反動當局秘密殺害。安體誠是政治部宣傳科長，當反動當局接管政治部時已離開黃埔，而其后由廣州搭輪至上海，下船時被反動分子發現，報由上海反動當局逮捕秘密殺害。這些共產黨員忠于黨、忠于人民為革命i面犧牲，他們的革命事跡將永遠流傳后世，受到人們的崇敬。
中共黃埔軍校的核心組織-“黨團”，自一九二六年四月成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廣州“四一五”反革命事變時，剛好一周年。在這一年中，它領導了軍校中約一百五十名共產黨員進行了廣泛的革命活動。上面所憶述的僅其中的片斷，尚末能表達其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