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會“沒文化”緣于“商業化”
春節期間的廟會商業味越來越濃，文化氣息越來越淡，這種現象已經引發眾多游客的不滿。然而，年復一年的批評并不能有效改變廟會主辦方追逐經濟收益的趨勢。政府這時候需要出錢出力，將具有部分公共服務屬性的廟會辦成如同免票博物館的新春樂園。
崔立勇
兔年春節的北京，12個大型廟會四面開花集體亮相，7天假期累計接待游客398萬人次。與2010年的336.5萬人次相比，又增加了60多萬人次。北京的廟會人氣依然很旺。
去逛廟會的人多，逛完回家罵廟會的人同樣不少。廟會仍然沒有擺脫廣受游客詬病的困局――廟會沒了文化味，而是變身小吃街和大集市，仿佛是“超市搬家”和“小商品市場搬家”。
如今，逛廟會如同看春晚，沒看前總是惦記，看完后一直反胃。門票買了，廟會逛了，廁所門口隊也排了，過幾天回憶廟會，愣是什么都想不起來，只記得吃了比平時貴得多的東西，買了年年都差不多的小商品。
廟會好評不多，但廟會數量不見減少。其實，這正是從一個側面說明，廟會這種形式本身是廣受歡迎的。包括北京在內的眾多地方，本來就有廟會的傳統。如今，忙忙碌碌一整年，全家老小在春節黃金周也需要有個地方一起去放松和熱鬧，體會節日的歡樂和喜慶。
然而，近幾年的廟會經濟因素無限制放大，放棄了對傳統廟會形式與內容的挖掘和對其文化意義的堅守。正如作家肖復興所說，廟會現如今演變成了“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個賺錢的飯碗。”
中國不是沒有傳統文化，更不缺乏多樣的展現形式。廟會“沒文化”，恐怕癥結還是出在了“經濟賬”上。
不難發現，現在廟會早已沒有了舊時的“廟”作為自發聚集的場所，廟會走進了公園、步行街和體育場。由此，廟會就產生了“門票經濟”。
不僅游客逛廟會要買票，商販進廟會同樣要交錢。前幾年，北京部分廟會對攤位進行拍賣。2006年，地壇廟會攤位的標王是8.6萬，2010年飆升至30萬元。熙熙攘攘，利來利往，攤位的價格上去了，攤位上出售的商品自然不會便宜。
在這種方式下，廟會上所售賣的商品是以資金量為準入標準的，而不考慮與廟會的氛圍合不合拍。為何廟會上賣烤肉的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烤肉的制作速度相對較快，銷售總量大。試想，吹糖人、捏面人這些民間的手工藝和絕活一天能做幾個？在廟會如何和烤肉競爭？
這種尷尬同樣反映在近年來北京一些商業街的改造上――本以為煥然一新的商業街為傳統小吃改善了環境、提高了檔次，但薄利多銷的小吃店壓根兒就交不起商業街的高昂房租，由此深受普通居民歡迎的小吃店鋪只能“背井離鄉”，越搬越遠。
今年，北京的龍潭廟會和地壇廟會采取采用“競價招標”取代往年的“攤位競拍”，即為攤位設立最高限價，若是對某一攤位出價的商戶太多，則以搖號方式確定攤主。這與過去相比，對于降低商品價格有所幫助，然而仍然無法給有特色的小吃和小手工藝更多進入廟會的機會。
廟會的主辦方對廟會上的經營內容、經營形式缺乏評價機制和門檻，一切以經濟利益來衡量，這也就失去了廟會本來的意義。盡管有的內容打著文化的招牌，但游客怎么看怎么不是味兒。
有觀點將廟會的弊病歸結為主辦方的急功近利，一味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 一方面通過攤位費的節節攀高和門票的收取賺得盆滿缽溢，另一方面拼命壓縮開支，導致廟會活動環境和文化品位難以改善。
但是，廟會質量的提升不能僅僅寄希望于主辦方的覺悟。在我們還沒有了解清楚廟會是由公園還是其他公司運營的前提下，如果簡單希望主辦方這樣一個經濟主體少賺錢或者不賺錢而去專注傳統的挖掘和文化的弘揚，顯然只能是一廂情愿。
因此，作為市場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政府等主管部門就不能袖手旁觀，而需要站出來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比如，在廟會分配出一定比例的攤位和舞臺，由政府出資來邀請傳統手工藝人和民族節目演員。或者，硬性規定主辦方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潤來組織一批廟會的“規定節目”，而后由政府埋單。
畢竟，廟會這一具有部分公共服務性質的活動不同于生活中的餐館或者服裝店，不能將廟會純粹變成一個經濟載體，不能完全由著主辦方自己說了算。
或者更進一步，政府出資辦一場接近公益的廟會，大幅降低廟會門票價格，由相關部門和民間組織來負責組織原汁原味的傳統廟會，讓更多游客有機會歡聚一堂。近些年來，博物館紛紛開始免票迎客，廟會沒有拒絕的理由。
北京市在“十二五”期間更加注重文化，在這樣的形勢下，不妨將廟會作為弘揚文化的切入點，給人們一個少些商業味道多些文化氣息的新廟會。
如果從現在開始算，距離龍年廟會還有接近一年的時間，我們還來得及仔細琢磨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