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多）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８日，周恩來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由此拉開了西藏民主改革序幕，由此百萬農奴站了起來。這不僅從根本上掃除了西藏社會發展進步的社會制度障礙，而且標志著世界上最后一個主要的農奴制堡壘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在人類廢奴史和人權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西藏民主改革５０周年之際，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九屆二次會議莊嚴決定，每年３月２８日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此時，口口聲聲代表“全體藏人利益”、以“民主”、“自由”自我標榜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一伙不僅沒有任何反思、悔恨的表示，反而攻擊中國此舉“無任何實質意義”，“是對藏人的侮辱”，將“制造新的不穩定因素”。達賴喇嘛一伙這種蠻橫和情緒化的反應并不奇怪，因為他們本來就與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有著無法割舍的情緣。
當年妄圖“永遠不改”
１９５９年以前，西藏實行的是延續了千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除了一些別有用心或者對舊西藏一無所知的人把這個“喇嘛王國”描繪、想象成“人間天堂”，所有歷史事實和檔案文物，所有古今中外學者負責任的論述，都揭示出舊西藏的落后、黑暗、野蠻。比如英國記者埃德蒙·坎德勒（Ｅｄｗｕｄｎ Ｃａｎｄｌｅｒ）在《拉薩真面目》（Ｔｈｅ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ｈａｓａ）一書中說：“這個地方實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農民是他們的奴隸”。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Ｍ·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指出，宗教和寺院集團是“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和“極端保守的勢力”。舊西藏社會政治制度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達賴喇嘛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主要首領，同時兼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腦，集政教大權于一身。達賴喇嘛本人既是這個政教合一制度的總代表，也是最大的農奴主。在民主改革前，十四世達賴喇嘛一家在西藏占有２７座莊園、３０個牧場、６０００多名農牧奴，每年在農奴身上榨取的青稞３３０００多“克”（１“克”相當于１４公斤），酥油２５００多“克”，藏銀２００多萬兩，牛羊３００頭，氆氌１７５卷。１９５９年，十四世達賴喇嘛本人手上有黃金１６萬兩，白銀９５００萬兩，珠寶玉器２萬多件，有各種綢緞、珍貴裘皮衣服１萬多件，其中鑲有珍珠寶石的斗篷１００多件。無怪乎西班牙記者安德烈斯·桑切斯·迪亞斯不無揶揄地說“達賴喇嘛所擁有的奴隸多于他的智慧”。
這樣一套制度，在當時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已經成為歷史，西藏當然不能自外于人類文明進步潮流。但是考慮到當時西藏社會的特殊情況，中央政府對西藏社會改革問題采取了非常穩慎的方針。１９５１年，中央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簽署“十七條協議”，規定“有關西藏改革的各項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也就是說：西藏社會制度必須進行改革；改革的辦法采取上層統治階級和廣大群眾協商，中央不包辦；什么時候改革，中央不強迫。
中央有關改革問題的方針，已經最大限度地照顧了西藏上層的利益。但是達賴喇嘛一伙人要求的是他們的既得利益永遠不受任何觸動。簽訂“十七條協議”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據我所知，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上層統治者中確有一部分人死心塌地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害怕民主改革，反對民主改革”，進而“把維護封建農奴制、反對民主改革同西藏獨立融為一體”。事實確實如此，從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在改與不改問題上，西藏封建農奴主上層反復與中央討價還價，竭力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和自身特權地位。考慮到他們思想認識轉變需要時間，中央采取了耐心等待、教育的辦法。１９５６年８月毛主席給達賴喇嘛寫信，告訴他“現在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達賴喇嘛當年底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２５００周年活動，一度想滯留不歸，正在印度訪問的周總理三次找他談話，轉達毛主席的意見，西藏未來６年不改革，６年以后改不改，還是由達賴喇嘛決定。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封建農奴主上層為了“永遠不改”，最終不惜發動武裝叛亂，圖謀從中國分裂出去。１９５７年７月，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達賴喇嘛接受叛亂組織“四水六崗”敬獻的“金寶座”，并向在場的５００名代表回贈禮品、掛哈達，極大鼓舞了叛亂活動。達賴喇嘛身邊的人積極參與各種陰謀活動，他的三哥洛桑三旦明確要求江達地區頭人齊美貢布發動叛亂，說“這是達賴喇嘛的指令”。正是在達賴喇嘛的支持、庇護下，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封建農奴主上層頑固勢力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
順便說一句，這場叛亂并不是達賴喇嘛宣揚的所謂“和平起義”。３月１０日當天叛亂分子就打死愛國藏族人士索朗降措，隨后向駐藏部隊、機關發起武裝進攻。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交待，“甚至我的私人廚子也扛著一具火箭炮”。
至今仍然美化舊西藏社會政治制度
達賴喇嘛出逃后，生存成了第一位的問題。要讓被裹脅出去的藏民繼續擁護他的封建農奴制度，服服帖帖跟他走；又要讓西方人覺得他領導下的舊西藏是人類社會最后的“香格里拉”，痛痛快快地給錢，方法只能是說謊了。早在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０日，達賴喇嘛就在達蘭薩拉向境外藏胞“描繪”說，“實現西藏獨立的原則，是政教合一的自由獨立，這樣今生和來世都有了寄托。我們大家共同享用政教合一的生活，很有必要”。針對有些人對“政教合一”的前景產生懷疑，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０日他又說，“有些人以為法和世道不能同時并進，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政教合一是可以辦得到的”。１９９３年，達賴集團炮制出所謂《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的文件，稱“過去的西藏社會絕不是中國所說的那樣極端殘酷與黑暗”，“社會制度的寬松可以與當時亞洲大部分地區相媲美”。到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達賴喇嘛對一個名為“茉莉”的人談話時，對舊西藏的美化又上到一個新臺階，“雖然舊西藏社會是落后的，但是絕不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絕對不是這樣。在舊西藏社會中生長的人，絕對是充滿快樂的、笑瞇瞇的。從總的來說，舊西藏的制度是比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觀念，與中國和印度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相比好多了。”到了今年，達賴喇嘛在３月１０日聲明中，干脆直接把１９５９年前他領導的西藏說成是“自由的西藏”，好像就根本沒有過什么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這回事。
達賴喇嘛這種態度并不會令人感到奇怪，因為他的地位、權力和利益就是建立在這一制度上的。在達賴喇嘛看來，一直沿用至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中對農奴剜目、殘肢、抽筋、投崖、溺水等酷刑，“為了給達賴喇嘛念經祝壽，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張”等血淋淋的命令，只要編織在宗教特權的神圣色彩之中，就都是“仁慈、以善待人”的。換句話說，如果有朝一日達賴喇嘛在西藏重執政教大權，他將理所當然地“充滿快樂的、笑瞇瞇的”把這一套重加到西藏人民頭上！
還在做著復辟政教合一的迷夢
從出逃至今，達賴喇嘛一直苦心經營著他領導的流亡“小朝廷”，當然也需要“化妝”一下，化妝品就是“民主”。而由一個代表封建農奴制的政教合一的流亡團體搞出來的“民主”，不能不在世人面前顯得十分古怪。
民主是屬于達賴喇嘛一個人的。１９６３年，達賴喇嘛領導制定了所謂《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其中規定“西藏政府的主要職權由達賴喇嘛負責”。１９９１年又制定《流亡藏人憲章》，再次重申“政府的一切權力都屬于至尊的達賴喇嘛”，“政府的一切只能以達賴喇嘛的名義進行”。１９９２年達賴喇嘛又親自撰文說：未來“西藏恢復自由后”他要交出權力，這樣就有一個過渡期，“過渡總統”的產生有兩個辦法：其一由藏人代表選出不超過７個候選人，“由我指定一人為臨時政府總統”；其二“如這樣的選舉方式出現不妥，則直接由我指定一人為臨時總統”。總而言之，選不選舉、過不過渡、交不交權，一切終歸聽達賴喇嘛的，這不能不算作達賴喇嘛對人類民主事業的一大“貢獻”。
政教合一是不能放棄的。《流亡藏人憲章》明確規定未來西藏實行“政教結合”制度。去年達賴集團專門開了一個討論未來前途的“特別大會”，“一致認為達賴喇嘛是境內外西藏人民的最高政教領袖”，“全體藏人一致尊重和支持達賴喇嘛在任何時候做出的任何決定”。此外，在這個“流亡政府”中，作為行政領導人的桑東是活佛，“議會”中設有１０個固定的各宗教教派代表席位。更有意思的是這個“政府”動不動就要操辦各種名目的法會，特別是給達賴喇嘛祈福的法會屢辦不煩，今年３月７日開始又大辦了５天。桑東早在１９９６年《西藏未來藍圖》中對這個“政府”的職能作過一番勾畫：“將成立一個享有憲法權力的‘宗教事務委員會’，達賴喇嘛將是這個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人。每位年滿１８歲的信教者將依法不定期交付‘宗教稅’。政府根據信教的基本人數給予財政支持”。今年３月桑東又在“宗教領袖會議”上說：“歷數過去５０年西藏流亡社會的成就，最重要一點就是為藏傳佛教和苯教的發展壯大作出了突出貢獻。藏民族的政治離不開宗教的支持，政治自治只是我們發揚藏傳佛教的一個條件”。筆者提醒讀者注意一個細節：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英文全稱是“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l Lama”，即“神圣的達賴喇嘛的西藏中央政府”。達賴喇嘛的民主是什么貨色，難道還不清楚嗎？
寫到這里，筆者想起為廢除美國奴隸制度、維護國家統一不惜一戰的林肯總統說的一句話，你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某些人，但你絕不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人。達賴喇嘛那一伙人的把戲一點就透，還指望“在所有時候欺騙所有人”，可謂期望值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