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輪經濟危機中，遭受打擊最大的是金融業。自危機爆發以來，僅美國銀行倒閉數量就已達39家，華爾街的五大投行也不復存在，摩根和高盛已變成普通商業銀行，歐洲的金融業也是慘遭重創。

　　然而，中國金融業卻表現得十分出色和優秀。2008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稅后凈利潤達5834億元，比上年增長30.6%；資本回報率高達17.1%；保險公司保費收入9784億元，比上年增長39.1%；107家證券公司當年實現營業收入1251億元，實現利潤482億元。彰顯了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健和活力。在巨大的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面前，中國金融業能獨善其身、業績斐然，其主要成因有三：

　　首先是嚴格的金融管理。從中國金融業的監管體制來講，建立了堅固的防火墻制度。眾所周知，中國金融業的監管者統稱一行三會，即中央銀行（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他們相互協調，又各司其職，實施縱向監管。中國的金融業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迄今還沒有一家完整意義上的混業經營的金融機構，這種牢固的防火墻制度，阻斷了金融四大支柱體系中任何一方壞損向另一方傳導。因此，在2008年中國股市大跌70%的過程中，我國金融業并沒有受到多大損失。

　　中國金融業對于金融創新始終堅持審慎原則。金融創新涵蓋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產品創新。尤其是在金融衍生產品創新層面，我國金融監管當局履行審慎原則，盡力把風險系數降到完全可控的水準。

　　與此同時，中國金融業實施高額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法定存款準備率始終處于較高的水準，多數年份均在10%以上，2008年6月更是達到17.5%的高度。即使全球危機的今天，我國的法定存款準備率仍高達13%——15%。存款準備金制度是20世紀30年代開始實施的，它經歷了歷史演變過程，20世紀90年代初，以美國、法國、加拿大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首先取消了定期存款儲備金，而后，英國、澳大利亞、丹麥、瑞典等國家完全取消了存款準備金。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具有兩大功能：一是有力地保持銀行清償能力；二是控制派生存款倍數，節制信貸規模，調節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量。我國實行較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對于增強我國金融機構的清償能力，提高撥備覆蓋率是大有益處的。因此，在大危機當口，我國金融機構才凸顯出穩健的特征。

　　其次是中國金融機構的改制與上市。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加大了金融業改制與上市的力度。毋庸諱言，改制的過程是金融機構剝離不良資產，增加原始股東資本金注入的過程；上市的過程是高溢價發行、高比例吸攬增量資本的過程。改制和上市的成功極大地增強了金融業的體魄。

　　我們抓住了2005年—2007年中國股市走牛的窗口，成功地把金融業總量80%以上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保險公司推向了資本市場，使之資本充足率、備付率極大提升，增強了抗風險能力。當今社會，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金融穩健是經濟發展的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感恩中國的股民，是他們用血肉之軀，筑起了中國金融安全體系的鋼鐵長城。

　　第三是危機的時間窗口對我有利。本輪危機源于2007年，爆發于2008年，此時此刻，中國的金融業絕大部分已成功上市，強了身、健了體，但還沒來得及向外擴張。恰好此時，大危機來臨，對于中國金融業講沒有傷筋動骨。假如大危機早爆發幾年，中國金融機構中的不良資產沒有剝離，資本充足率很低，在實體經濟遭受危機的沖擊下，金融機構沒有能力自保，勢必把國民經濟拖入深淵。假設大危機晚爆發幾年，中國金融業的領軍者們一定會張開向外擴張的翅膀，大膽收購國外金融業股權（平安保險欲要大量增持富通就是鮮明例證），或大量認購美國金融衍生產品，必遭受更大的損失。

　　我們要倍加珍惜我國金融業一枝獨秀的局面。截至今年2月末，我國金融機構新增貸款高達2.69萬億元，占全年計劃5萬多億的50%以上。因此，客觀上要求金融監管當局提高監管的預見性和指導性，防范不良貸款的大量發生，確保我國金融業的安全和穩健，助推國民經濟更好更快發展。